“第三，一旦爆發民變、敵寇突襲、亂兵竄擾，無城牆遲滯敵軍，敵寇可直撲官署、倉庫。
縱使有內堡、炮臺，城區淪陷、百姓遭難是既定事實，地方主官、分管治安官吏必定重責、罷官流放。
舊城牆雖難擋重炮，但至少能拖延時日，給官吏組織抵抗、疏散百姓的緩衝。
新式坊卡、巡防、烽燧體系尚屬新制，規制未全、經驗不足，短期內極易出現漏洞，一旦出事，朝堂非議、言官彈劾會接踵而至。
第四，舊制修城牆，徭役徵發有固定規制、地段。
若是改為大範圍修建炮臺、墩臺、巡堡，工事散佈城郊、山野，民夫徵調範圍更廣、勞作地點分散，督工官吏排程難度加大，極易引發民怨。
民間有城方安觀念根深蒂固，驟然廢牆，百姓人心惶惶。地方官吏既要維持治理，又要安撫輿情，兩頭承壓，極易激化官民矛盾。
第五，自有城池以來，歷朝歷代的地方行政、治安、巡檢、防務皆圍繞城池構建整套流程。
廢除城牆等於推翻一整套基層辦事舊例，各級官吏需要重新學習新規制、新流程，老吏習慣難改，行政效率短期大幅下滑。”
……
六部尚書紛紛出聲了，既給出了贊成了理由，也給出了反對的理由。
贊成的理由很簡單，那就是修城和維護耗費日大、限制城池發展、對工業和商業不利；
反對的是禮法、治安、軍事安全等；
想拆掉限制，但又害怕，兩難的選擇。
聽著群臣的理由，崇禎雙眼微瞇，對於城牆這個事兒誰都沒有他有發言權，畢竟他是經歷過的。
華夏大地上的城池至少有數千座城池，但在後世能存世的百不存一。
第一座被拆出城牆的大城是天津城，那是在一九零零年聯軍佔據天津後，以軍事和衛生為由強拆城牆，年底動工，歷時兩年拆完，並寫入條約永不再修城牆。
在之後的三十年中，一些通商口岸接連拆除，諸如漢口、上海、杭州、廣州、重慶等拆除，原因很多，如為修鐵路、馬路、賣磚創收等。
到了三十年代，大戰爆發了，為便於疏散、防城牆被日軍利用，國民政府下令各地拆牆。
大戰結束後，為了發展以及北京的樣板效應，全國城牆紛紛拆除，除了極少數還沒有來的及拆、沒錢拆的被列入文物保護，得以倖存。
但讓政府真正下令拆除城牆的依舊是兩個方面，一是冷兵器時代的盾牌，擋不住現代戰爭的矛。
先是物理層面的失效，傳統磚石城牆在近代線膛火炮面前不堪一擊，無法再提供有效的保護。
既然花巨資建起的城牆在戰爭中也守不住，再投入資源去修建自然就失去了意義。
其次則是戰術層面的不便，大戰的那一段時間裡，淪陷的城池成為扶桑的堅固工事，同時為了在敵軍空襲時，方便城內百姓快速疏散到城外鄉村。
二是從發展上看，城牆從保護圈到圍困圈。
首先是傳統的城門狹窄，根本無法滿足汽車時代日益增長的車流需求，成為交通堵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