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川郊區的山莊二樓有一個露臺，朝東，能看到遠處的丘陵和零星的農田。
六月的韓國已經熱了，但山上比市區涼，晚風從松樹林裡穿過來的時候帶著松脂的味道。
楊鳴和花雞坐在露臺上，兩把藤椅，中間一個小桌子，桌上放著兩杯茶和一包煙。
樓下院子裡花雞的人在換班，手電的光在松樹之間晃了兩下就滅了。
兩個人已經聊了一會兒了。
“阿志一個人在越南，”花雞說，“語言不通，關係網是零，會不會有點太難為他了？”
楊鳴沒有馬上回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花雞跟劉志學不算親近，劉志學是賀楓帶出來的人，後來歸了楊鳴直管，花雞跟他見面的次數一隻手數得過來。
但花雞替劉志學說這幾句話不是因為交情，是因為他覺得一個三十歲的年輕人被扔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裡從零開始，身邊什麼都沒有，這件事本身太重了。
花雞自己在東南亞摸爬滾打了二十年，知道在異國他鄉站穩腳跟有多難，語言、人脈、地方勢力、衙門關係，每一樣都是從零開始，一個不小心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他現在已經能獨當一面了，”楊鳴說，“韓國這幾年不是白待的，他的腦子夠用，手段也有，膽子更不缺。但光是能獨當一面不夠。”
他停了一下。
“我不是怕他自立門戶……那個話我跟他說過了，他自己選了留下來。我怕的是他以後出去吃虧，他在仁川做的那些事，做得不差，但都是在一個他已經熟悉的環境裡做的。越南不一樣，越南的規矩跟韓國完全不同，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建立方式不同，權力結構不同，危險的來源也不同。他需要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學一遍怎麼做事。”
楊鳴把茶杯放下。
“年輕人不經幾次事是出不來的。我當年從北方跑到滇南的時候二十歲，什麼都不懂，在瀚海待了幾年才慢慢學會怎麼看人怎麼做事。阿志比我那時候強，但他需要自己的滇南。越南就是他的滇南。”
花雞沒有再說什麼，點了一下頭。
楊鳴看人和用人的邏輯他了解，不是不管，是管到一個度就放手，讓他自己長。
管太緊出來的是工具，放出去才可能長成獨立的人。
話題轉到了韓國。
“仁川道上那些人，”花雞靠在藤椅背上，手搭在扶手上，“要掃的話不難，看著人多但戰鬥力一般，裝備也就是砍刀鐵管加幾支散彈槍。我從曼谷帶過來的二十三個人裡有十幾個是緬甸老兵，和夜視儀都有，真打起來不用一個晚上。”
楊鳴搖了一下頭。
“能不動槍就不動槍。”
花雞看著他。
“韓國跟柬埔寨不一樣，”楊鳴說，“在柬埔寨開槍打一仗，索先生那邊打個招呼就過去了，最多是軍方來走個過場。在韓國開槍，青瓦臺不會不管，檢察廳不會不管，媒體更不會不管。仁川停車場方青殺了四個人，到現在執法隊還在查那段監控。如果在仁川搞一場槍戰，死一批人，事情鬧到國際新聞的級別，就算我人在柬埔寨，也會被牽連。韓國衙門要是認真查起來，能查到我在東南亞的東西。”
花雞皺了一下眉頭：“那我們在這邊的意義是什麼？帶了二十幾個人過來，就乾坐著？”
“等。”楊鳴說，“等一個契機。”
花雞沒有追問等什麼。
楊鳴說等，就是有東西在推進但還沒到收網的時候，這種時候追問不如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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