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秋初，晌午的日頭依舊毒辣，懸在頭頂像個燒透的白鐵盆子，潑下來的光都帶著重量。馬趕明揹著手，踱步在老槐樹稀疏的蔭涼裡。他那雙半新不舊的解放鞋，鞋幫上還沾著昨夜的泥點子，一步步踩在滾燙的土路上，卻走得不緊不慢。若是細看，能見他眼角餘光像探針似的，不時掃向村子深處——侯家那棟新起的青磚大瓦房，就立在村東頭最好的地勢上。
那房子扎眼。清一水的青磚到頂，灰瓦壓脊，屋簷還學著城裡樣式，微微翹起個角。門窗是上好的松木，刷了桐油，在日頭下泛著暗金色的光。最氣人的是那院牆，足有兩人高，頂上還插著碎玻璃碴子，在陽光下亮晶晶的，像一排齜著的牙。這房子在周遭低矮的土坯房群落中，活像一隻驕傲的白鶴，誤入了雞窩，昂著脖子，睥睨四方。
馬趕明每次看見這房子，就覺得眼睛被針紮了似的疼。那青磚，那灰瓦，那高牆，每一樣都在無聲地宣告著什麼。宣告他侯大良發財了，闊氣了，不把他這個“準隊長”放在眼裡了。
他停下腳步，從皺巴巴的煙盒裡抖出最後一根“經濟”煙，劃了三次火柴才點著。劣質菸草的辛辣味衝進喉嚨，他狠狠吸了一口，又緩緩吐出，看著青灰色的菸圈在熱浪裡扭曲、消散。
他在琢磨誰是他今後的對手，能對他構成威脅。劉家那邊，劉漢山的兒子劉麥囤，二十出頭的小夥子，一身疙瘩肉，性子跟他爹一樣衝，那是一個我沒有腦子的年輕人，對自己威脅不大。他現在覺得，侯家是個麻煩。侯寬那老狐狸，雖說早退休了，整天端著個紫砂壺，在縣城大街小巷晃悠，見人就笑眯眯打招呼，下棋、喝茶、聽戲，好像萬事不關心。可馬趕明知道，村裡哪家婆媳吵架，哪家小子偷雞摸狗，哪傢俬藏了糧食，侯寬門兒清。他那雙三角眼，毒得很。
最讓馬趕明膈應的，是侯寬的兒子侯大良。
那小子，簡直是個怪胎。
侯寬矮胖，黑臉，短脖子，走起路來像只蹣跚的旱鴨子。可侯大良，人高馬大，白白胖胖，站著像尊彌勒佛，見人未語先笑，眼睛眯成兩條縫，看著一團和氣。但若仔細看，那偶爾睜開的細長眼睛裡透出的光，冷冰冰的，像冬天井裡的水，能照見人影，也能凍死人。
他不像父輩，不爭工分，不爭話語權，不爭村裡那點可憐的“威風”。他的心思，全在“掙錢”上。
侯大良有門絕活——燒窯。村裡人蓋房，都是自己脫土坯，曬乾了壘牆。可門楣、窗沿、灶臺，總得用幾塊結實的好磚。還有那青瓦，遮風擋雨，比茅草強得多。這燒磚制瓦的手藝，就是侯大良的飯碗。
燒窯是門大學問。同樣的土，同樣的柴，火候差一點，出來的貨色天差地別。什麼時候用猛火催，把土裡的雜質燒透；什麼時候轉文火，慢慢“養”出磚的筋骨；最關鍵的是“洇青”——磚坯燒到通紅時，從窯頂挑開個小口，一桶桶冷水澆下去，水遇熱成汽，在磚瓦表面形成一層青藍色的釉質。這活兒，早了，磚還是紅的，脆；晚了，磚就老了，酥。非得掐在那一口氣上。
侯大良燒的窯，十窯有九窯半是上品。磚是正經的青灰色，敲起來噹噹響，脆而不裂。瓦片弧度勻稱，摞起來嚴絲合縫。就憑這，四里八鄉要蓋像樣房子的人家，都得提著點心匣子，上門請他。
但這只是小錢。侯大良真正來錢的路子，是那些“別人想不到”的買賣。
三年前，公社淘汰下一輛老掉牙的“東方紅”拖拉機，扔在倉庫後頭，鏽得只剩個骨架。大家都當是堆廢鐵，等著哪天拆了賣廢銅爛鐵。侯大良繞著那鐵疙瘩轉了三圈，蹲下看了看底盤，伸手摸了摸發動機外殼，又站起來，拍拍手上的灰。
第二天，他提了兩瓶“西鳳酒”，一條“大前門”，進了公社農機站站長的家。說了什麼沒人知道，只曉得三天後，他以“廢鐵價”——八十塊錢，把那堆破爛拉回了家。
村裡人都笑他傻，花冤枉錢買破爛。侯大良也不解釋，把那鐵傢伙拖到自家院後空地，搭了個草棚，帶著兩個徒弟，叮叮噹噹鼓搗起來。缺零件，他就騎上那輛“永久”二八槓，跑縣裡，跑市裡，甚至跑鄰省，到處淘換。縣農機站的老技師，他給人送了半年煙，端了半年茶，硬是把人家那點看家本事“偷”了來。
兩個月後，草棚裡傳出一陣“突突突”的響聲，像老人咳嗽，喘著粗氣。又過了半個月，那輛“東方紅”竟搖搖晃晃開出來了，屁股後頭冒著黑煙，在打穀場上轉圈。
侯大良沒在本地賣。不知他走了什麼門路，聯絡上了新疆建設兵團的人。那邊正缺農機，看了他捎去的照片，聽了“能開動”的保證，開出了一個讓全村人瞠目結舌的價——一千二百塊。
轉手之間，淨賺一千多。那是什麼概念？一個壯勞力，在生產隊掙滿工分，一年到頭，除去口糧，能落手裡幾十塊現錢，就是好年景了。侯大良這一倒騰，抵得上別人辛辛苦苦幹十幾年。
類似的事不止一樁。他收過鄰村一頭“快死”的病牛，瘦得皮包骨頭，臥在圈裡等斷氣。主人只想宰了賣肉，侯大良卻出了個“活牛價”，把牛牽回家。請了老獸醫，灌藥扎針，自己守著熬米湯，拌黃豆餅，精心伺候了三個月。那牛竟緩過來了，長了膘，毛色也亮了。他拉到五十里外的集市，賣了個翻倍的價錢。
他還倒騰過化肥。那年春耕，縣裡分配的化肥不夠，各村都急紅了眼。侯大良不知從哪弄來一批“計劃外”的尿素，解了村裡的急。他賣得比供銷社貴一點，但比黑市便宜得多。村裡人念他的好，他也賺了差價，還落了人情。
錢像滾雪球，越滾越大。前年開春，侯大良推倒了祖傳的三間土坯房，起了這棟青磚大瓦房。屋裡擺上了“紅燈”牌收音機，能收三個臺；“飛鴿”牌腳踏車，鋥亮的鋼圈晃人眼；聽說最近還在託人買“上海”牌手錶，要那種帶日期的。
人有了錢，腰桿就硬，看事情的角度也不同了。馬趕明在村裡，為個工分分配，為誰家先澆地，為派誰去公社出民工這些事，絞盡腦汁，上躥下跳，在侯大良看來，簡直可笑。在馬趕明眼裡，指揮別人、受人敬畏、說話有人聽，那是天大的本事，是“人物”的象徵。可在侯大良看來，能讓自己一家老小吃飽穿暖，能讓婆娘戴上銀鐲子，能讓娃們上學堂，能實實在在把錢揣進兜裡、存進信用社，那才是真本事，是男人的擔當。
他打心眼裡瞧不上馬趕明那套。覺得那是上不得檯面的小把戲，是窮折騰，既發不了財，還得罪人，最後落一身騷。
兩人的第一次正面衝突，發生在秋收後的村民大會上。
那晚，大隊部的院子裡吊著一盞一百瓦的燈泡，昏黃的光暈在夜霧裡化開，勉強照亮了戲臺子改建的會臺。飛蛾、蚊蟲、各種叫不出名字的小蟲子，發瘋似的圍著燈罩撞，噼裡啪啦，像下小雨。
臺上，馬趕明站在一張掉了漆的條桌後，唾沫星子在燈光下飛舞。他揮舞著手臂，聲音因為激動而有些尖利：
“鄉親們！靜一靜！報告大家一個天大的好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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