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考場，同樣的木質課桌，同樣緊張到攥出汗的手心，同樣對未來的期盼與忐忑。
1977年的冬天，全國570萬考生，坐在各自的位置上，用筆書寫著自己的希望，命運的齒輪，也在這一刻，朝著截然不同的方向轉動。
有人的考試平靜如水，筆尖劃過試卷的沙沙聲，比呼吸還輕，胸有成竹，從容不迫；可有人的經歷，卻堪稱驚心動魄，比如黃白考場那兩個“天選粗心蛋”，至今想起，都讓人又好氣又好笑。
當年的語文試卷，壓根沒給作文題標紅加粗，小小的一行字，混在閱讀理解的後面，不仔細看，根本發現不了。
這倆大哥，愣是從頭到尾沒看著作文題，認認真真答完了前面的題目，出了考場還拽著黃白納悶：“哎，黃白，今年咋取消作文了？是不是高考政策變了？”
黃白指著他們試卷上那行不起眼的小字，差點笑噴：“取消個啥？作文題在這呢！你們倆眼瞎啊？”
倆人湊過去一看，當場石化，臉白得跟紙似的，腿都軟了，站在原地半天說不出話。
要知道，當年作文佔了語文成績的半壁江山，這倆人直接空著作文交卷，相當於直接放棄了一半的分數，上大學的機會，直接被自己這波粗心操作作沒了，倆人腸子都悔青了，蹲在考場門口，差點哭暈過去，真是哭都找不到調。
有人栽在作文上，抱憾離場；有人卻憑著一篇作文，一飛沖天，逆風翻盤。
而對劉學紅來說，大學這兩個字，近得能聞見校園裡的槐花香，遠得卻像隔著萬水千山，可望而不可即。
大學對於劉學紅，距離似乎很近。
因為她的家，就在大學校園內，從小看著大學生們揹著書包進出校園，聽著校園裡的朗朗書聲，她對大學的嚮往，比任何人都強烈。
可距離又似乎格外遙遠。
她曾經有過一次上大學的機會，卻眼睜睜地被身邊的人“搶”走了，那一次，徹底斷了她上大學的念想，讓她以為，自己這輩子，都與大學無緣了。
可她不知道，命運中的一次次捉弄，一次次挫折，似乎都是為了讓她日後一飛沖天，所做的鋪墊與考驗。
劉學紅求學的階梯，在高中畢業之後，就徹底中斷了。
那個年代，高中畢業生的出路少得可憐：除了極個別符合留城條件的，能去工廠當工人，或者應徵入伍當兵，其他絕大多數高中畢業生，都難逃上山下鄉的命運，只能揹著行李，去廣闊天地插隊落戶，面朝黃土背朝天。
那時候，雖然也有工農兵大學生的名額，可對當時的劉學紅來講，上大學似乎是一件與自己毫無關係的事情，那不是靠個人努力就能實現的人生之夢。
因為，能否上大學的權力，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裡。
想上大學？只能靠“推薦”。
可這所謂的“推薦”，看似公平，實則藏著太多門道，要經過好幾道關卡：首先是群眾推薦，然後是領導批准。
可誰都清楚，群眾推薦只是個幌子，領導批准才是真格的。至於領導依據什麼標準來批准，沒人說得清，只有天知道。
劉學紅跟一起插隊的知青們，心裡都跟明鏡似的：如果想要有被推薦上大學的可能，自己能做的，就是拼盡全力往好了表現。
爭當先進，積極入組織，還要當眾表態，願意紮根農村，幹一輩子農活。
按照當時推薦的邏輯，誰的手上有厚厚的老繭，誰跟領導的關係好，誰會來事，誰才有可能被推薦上大學。
在這種“領導認可優先”的選拔方式面前，個人的理想抱負、知識水平，根本一文不值。
哪怕你才華橫溢，哪怕你成績優異，只要領導不認可，只要你不會討好奉承，就只能一輩子困在農村，與大學夢絕緣。
在那被整個社會渲染的激情歲月裡，為了向優秀插隊知青學習，為了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1976年初，劉學紅和學校其他11名高中畢業生一起，主動放棄了在離北京較近、條件相對優越的密雲平原地區插隊的機會，毅然決然地要求到最艱苦的山區去“改天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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