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報名的工作人員看了他的資料，笑著說：“只要你符合年齡要求，就能報名，家庭出身不影響！”
肖根濤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反覆確認了好幾遍，才拿著報名表走出報名點。
陽光照在他身上，他覺得渾身都充滿了力氣。
他知道，接下來的日子會很辛苦，但他己經做好了準備——為了自己的夢想，為了改變命運，他要拼盡全力！
肖根濤的父親在抗戰時期曾擔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第十兵工廠訓導科科長，就因為這層經歷，在十年動盪中被劃為 “歷史反革命”。
這個政治汙點，像一塊沉重的石頭，死死壓在肖根濤身上，首接斷送了他 1972 年初中畢業後升入高中的路。
老師當時看著他的成績單，惋惜地嘆氣：“根濤啊，你這成績，考重點高中都沒問題，可這家庭成分…… 我實在沒辦法。”
命運給了他沉重一擊，卻也悄悄留了一扇窗。當年，國家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明文規定下鄉的知青必須在1972年9月1日前年滿16週歲。
肖根濤偏偏生於9月27日，差了二十幾天，年齡不夠，沒能趕上第一批下鄉。
就這樣，他被安排到成都十五中，重讀了一年初三。
這一年，肖根濤沒敢懈怠。
他知道，這可能是自己為數不多的學習機會了。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書，晚上在煤油燈下做題，連課間休息都在琢磨難題。
1973年，高中擴大招生，肖根濤憑藉優異的成績，終於幸運地考上了高中，後來又轉到成都十七中。
1975年高中畢業時，高考還沒恢復，高中畢業生幾乎只有一條路可走——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肖根濤的母親在成都無縫鋼管廠工作，託了點關係，把他安排到西川省仁壽縣方家區千福人民公社大旗生產大隊第二生產隊插隊。
當肖根濤揹著行李，踩著泥濘的小路走進這個村子時，他才真正明白“貧瘠”兩個字的含義。
這是個丘陵山區，山丘起伏卻不高，山上光禿禿的，很難見到高大的樹木。
村裡的老人說，大鍊鋼鐵那幾年，山上的樹全被砍光了，現在只剩下一種叫“馬桑”的灌木，零零星星地長在山坡上。
村裡只有少量水田，大部分土地都種著紅薯，社員們都叫它“紅苕”。
在這兒，紅苕成了主食，頓頓都離不開。可紅苕特別不“經餓”，哪怕一頓吃再多，沒一會兒肚子就又咕咕叫了。
有一次，肖根濤實在餓壞了，想試試自己到底能吃多少紅苕。
煮紅苕前，他找生產隊的秤稱了稱，連筲箕帶紅苕皮，足足13斤。
等紅苕煮熟，他竟一口氣全吃了，撐得躺在炕上動不了，可到了晚上，肚子還是餓。
肖根濤剛下鄉時體重只有108斤，瘦得一陣風就能吹倒，可回城的時候，體重漲到了128斤，臉都圓了一圈。
有人開玩笑說：“這紅苕的威力真不小，把你都‘吹’成胖子了！”
可只有肖根濤自己知道，這增長的體重背後，是長期的營養匱乏。他所在的生產隊，可能是全公社最窮的。
一個強勞力辛苦幹一天活，工分折算下來才值 8 分錢，肖根濤剛開始幹活沒經驗，不算強勞力，一天只能掙6分4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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