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下雪了。
不是那種江南常見的、落地即化的溼雪，是真正的、像北方一樣的鵝毛大雪。從中午開始飄，到傍晚時分已經積了厚厚一層。法租界的梧桐樹被雪壓彎了枝條，偶爾有一坨雪從枝頭滑落，砸在地上，發出沉悶的噗響。陳默站在視窗看了很久，街對面的屋頂白了，弄堂口的垃圾箱白了，連遠處那根歪歪扭扭的電線杆也白了。這座城市在一夜之間變得陌生，像一個人忽然換了一張臉，你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你。
電報是下午到的。秦雪寧從樓上下來的時候，臉色不太好。“組織上有新指示。”她把一張捲菸紙遞過來，上面用米湯寫了幾個字。
陳默接過捲菸紙，湊到灶火邊烤了烤，字跡慢慢顯現出來——“一號作戰補充情報，春節前務必送出。方式自定。”
他把卷煙紙扔進灶膛，看著它捲曲、發黑、化成一小片灰燼。“春節前”三個字像三顆釘子，釘在他腦子裡，不疼，但硌得慌。今天是臘月二十一，距離除夕還有九天。上海所有的交通要道從臘月二十五開始就會進入戰時管制狀態，到時候每一列火車、每一艘輪船、每一條公路都會被嚴查。他必須在管制升級之前把東西送出去。
秦雪寧靠在廚房門框上，雙手插在圍裙口袋裡，看著他。“怎麼送？”
陳默沒有馬上回答。他在想一個問題——安全。不是他的安全，是情報的安全。“一號作戰”的補充情報比之前那份兵力部署圖更詳細，包含了日軍的後勤補給線、預備隊配置和具體的進攻時間表。這份東西一旦落入敵手，整個計劃的成敗都會受到影響。不能透過常規的地下交通線送，那條線最近被盯得太緊了，已經有兩個交通員失聯。也不能用電報發，內容太長，發報時間超過十五分鐘，足夠日本人的測向車鎖定位置。
剩下的選擇只有一個——人肉運送。把膠捲帶在身上，親自送到根據地去。
秦雪寧大概也從他的沉默裡讀出了這個答案。她的臉色變了一下，沒有變很多，只是嘴角往下抿了抿，但眼睛裡的光暗了。“你要親自去？”
“嗯。”
“坐火車？”
“嗯。”
秦雪寧轉過身，走向灶臺，把已經燒開的水壺提下來，給陳默倒了一杯水。水倒得很滿，滿到杯沿都快溢位來了，她還在倒，像是沒注意到水已經滿了。陳默走過去，從她手裡拿過水壺，放在灶臺上。她低頭看著那杯溢位來的水，水順著杯壁流到桌面上，匯成一小灘，像一面小小的、不規則的鏡子，映著天花板上的燈光。
“什麼時候走？”她問。
“臘月二十三。小年。我休假七天”
“坐哪一趟車？”
“滬寧線，下午四點的快車。到南京轉津浦線，到徐州下車，再轉汽車。”陳默把路線在腦子裡過了一遍，像在唸一份已經背得很熟的課文，“如果順利的話，臘月二十七能到根據地。”
如果不順利的話——他沒說，她也沒問。不順利的結果只有一種，不需要說，也不需要問。兩個人都心知肚明。那些話說出來太沉，會壓得人喘不過氣，不如不說。不說的時候，它們只是懸在半空中的陰影，隨時可能落下來，也隨時可能被風吹散。
接下來兩天，陳默在為這趟行程做最後的準備。
他花了一天的時間，把“一號作戰”的補充情報縮微成三個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膠捲——不是放在一起，是分開藏。一個藏在大衣紐扣裡，紐扣是特製的，擰開之後裡面是空心的；一個藏在假肢的關節處，那裡有一個很小的凹槽，剛好能塞進一個膠捲；第三個藏在皮帶的夾層裡，從外面看不出來。狡兔三窟，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這些老話在他腦子裡轉來轉去，像和尚唸經，念多了煩，不念又不行。
中村幸子這兩天也安分了不少。山本還在查陳公博那條線，周德明被抓之後，特高課又陸續抓了幾個跟陳公博有關係的人，審訊室的燈整夜整夜地亮著。中村幸子每天忙著整理審訊記錄，中午來送便當的時候明顯心不在焉，筷子在碗裡杵來杵去，像在攪拌一鍋已經糊了的粥。陳默沒有主動跟她說話，她問什麼他答什麼，不冷不熱，不遠不近。在這種時候，沉默比任何語言都安全。
臘月二十二晚上，雪停了。
陳默站在窗前看外面的雪景。月光照在雪地上，把整條弄堂照得像白天一樣亮——不是那種刺眼的亮，是一種溫柔的、帶著藍調的、讓你覺得一切都不真實的亮。遠處的屋頂上，雪積了厚厚一層，像一床巨大的白被子蓋在這個城市身上，把所有骯髒的、醜陋的、見不得光的東西都遮住了。
秦雪寧從樓上下來，手裡拿著一個包袱。包袱用藍布包著，方方正正的，像一包換洗衣服。“給你準備了乾糧，夠吃三天的。”她把包袱放在桌上，解開布角，裡面是幾塊壓縮餅乾、一包滷牛肉、兩個鹹鴨蛋和一小瓶白酒。東西不多，但每一樣都剛好用得著——餅乾頂餓，牛肉補身子，鹹鴨蛋下飯，白酒壯膽。她把它們一樣一樣地擺出來，像在佈置一個小型的展覽，每一件都擺得端端正正，間距一樣。
陳默看著那些東西，沒有說話。
“火車上的東西貴，也不乾淨。自己帶的好。”秦雪寧把包袱重新包好，繫了兩個結。“路上小心，別跟陌生人說話，別吃別人的東西，別喝別人的水。”她一樣一樣地叮囑，像在送一個出遠門的孩子——不是像，就是。在這間屋子裡，她扮演了太多角色，聯絡員、戰友、室友、保姆。每一種角色她都演得很像，演到後來連她自己都分不清哪個是真的。也許都是真的，也許都不是。但這一刻，她是一個送別的人。
臘月二十三，小年。
陳默穿了一件灰色的厚大衣，戴了一頂深藍色的絨線帽，圍巾把半張臉都遮住了。從鏡子裡看過去，不像他，更像一個普通的、趕著回家過年的小商人。包袱斜挎在肩上，右手插在大衣口袋裡，假肢藏在手套裡。他從頭到腳檢查了一遍，確認每一個細節都沒有紕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