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默走到門口，停了一下。
“我走了。”
“嗯。”
他沒有回頭，拉開門走了出去。
弄堂裡的雪還沒化，踩上去嘎吱嘎吱地響。他的皮鞋在雪地上留下一串腳印，從門口一直延伸到弄堂口。那些腳印很深，因為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實。他在數步子，從門口到弄堂口是九十七步。九十七步之後，他回頭看了一眼——秦雪寧站在門口，身影被門框框著，像一幅嵌在舊相框裡的照片。她舉著一隻手，不知道是在揮手還是在擋風。
他轉過頭，繼續往前走。
北站比平時冷清了許多。候車大廳裡稀稀拉拉坐著幾十個旅客，大部分穿著軍裝，少部分是像他一樣的平民。幾個日本兵在大廳裡巡邏，槍斜挎在肩上，刺刀在日光燈下反著白光。陳默在角落裡找了個位置坐下，把包袱放在膝蓋上，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報紙，攤開，假裝在看。
四點的火車晚點了二十分鐘。廣播裡用日文和中文各播了一遍，說是“因雪天路滑，列車晚點，請各位旅客耐心等候”。候車大廳裡有人罵了一聲，用的是上海話，罵的是日本人。聲音不高，但夠狠。陳默沒有抬頭，繼續看報。
檢票的時候，他排在了隊伍的中間。不快不慢，不前不後，和大多數人的節奏保持一致。他注意到檢票口站著兩個日本憲兵，眼睛在旅客的臉上掃來掃去，像兩條在找獵物的蛇。輪到他的時候，他把車票遞過去，檢票員看了一眼，撕了票根，還給他。旁邊的日本兵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臉上停了不到一秒，移開了。
他拿起票，走向月臺。
月臺上的雪已經鏟到兩邊去了，露出下面的水泥地面，溼漉漉的，反著光。火車停在軌道上，車頭上方的煙囪裡冒著白煙，和天上的雲攪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煙哪是雲。他走到第五車廂，上了車，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三人座，他已經是最裡面的位置。
車廂裡很暖和，爐子燒得很旺，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煤煙味和舊皮革味。對面坐著兩個穿軍裝的年輕軍官，正在用日語聊天。旁邊是一個帶孩子的女人，孩子睡著了，靠在她懷裡，嘴角掛著一序列埠水。一切看起來和任何一趟普通的列車旅行沒有任何區別。
火車在四點三十二分發車了。
汽笛聲響了很長一聲，白色的蒸汽從車窗外面飄過，遮住了月臺上最後幾個送行人的臉。車輪開始轉動，先是慢慢地、一節一節地往前蹭，然後速度越來越快，窗外的景物從清晰的變成了模糊的，從模糊的變成了一條條灰白色的線條。
陳默靠在窗邊，看著上海在身後越來越遠。先消失的是北站候車大廳的鐘樓，然後是遠處國際飯店的尖頂，然後是法租界那些梧桐樹的輪廓。最後連天邊的灰色雲層都變得模糊了，窗戶外面只剩下一片茫茫的白。雪又開始下了，雪花從灰色的天空裡飄下來，落在車窗上，被風吹成一條條斜線，像有人在玻璃上不停地划著劃不完的道道。
他把手伸進大衣口袋，摸到了那枚特製的紐扣。紐扣在指尖下圓圓的、硬硬的，中間藏著比米粒還小的膠捲。那裡面有日軍的補給線、預備隊、進攻時間表——有成千上萬人的生死。
上海已經沒有雪了。天還在下。
..........
火車過了崑山，陳默就發現不對勁了。
不是某一件具體的事，是許多細小的、不值一提的細節拼在一起組成的一種感覺——過道里走來走去的便衣比剛才多了，每個人的目光都在乘客臉上掃來掃去，那種掃法不是漫無目的的閒逛，是獵犬在嗅氣味。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沒有動，報紙還攤在膝蓋上，但一個字都沒看進去。窗外的雪越下越大，田野和村莊都被白色吞沒了，天地之間只剩下一片茫茫的灰白。
蘇州站停了三分鐘，下去了幾個人，又上來了幾個。陳默透過蒙了一層霧氣的車窗往外看，月臺上多了一隊穿黑色制服的憲兵，站成一排，像是在等什麼人。他腦子裡忽然閃過一個念頭——不是等什麼人，是在等這列火車。這列火車上有什麼東西或者什麼人，值得在站臺上擺出這麼大的陣仗？
火車重新開動之後，過道里出現了一個讓他後背發涼的身影。
山本純一郎。
他穿著便裝，深灰色大衣，沒戴帽子，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身後跟著兩個同樣穿便裝的特高課行動隊員，腰裡鼓鼓囊囊的，一眼就能看出揣了傢伙。三個人從車廂連線處走過來，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在陳默的心跳上。山本的目光在車廂裡掃了一圈，沒有在任何一個乘客身上停留，但那種掃法本身就像一把沒有開刃的刀——不鋒利，但壓上去也能把人割開。
陳默低下頭，把報紙舉高了一些。
他在想一個問題。山本為什麼在這列火車上？他不是在查陳公博的案子嗎？不是應該坐鎮上海，指揮審訊嗎？怎麼會出現在一趟開往南京的普通快車上？除非他有更重要的目標。除非那個目標正好在這列火車上。
山本在車廂中部停下來，跟一個穿軍裝的老年男人說了幾句話，那人點頭哈腰地笑著，山本面無表情地聽完，繼續往前走。他經過陳默座位的時候，腳步頓了一下。那一下頓得很短，短到如果不是刻意注意根本不會發現。但陳默注意到了，他的餘光捕捉到了山本皮鞋的鞋尖在自己座位旁邊停了一停，然後繼續往前走了。
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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