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大宋》第639章 商貿路(2)

作者:林二虎·4天前

寧夏路遠懸西北,眼下的鞏固、發展與治理,自然是需要大量的資金與物資的支援。中間相隔的中原數路,雖然未必會在明面上卡扣,但也是不可忽視的制約因素。

好在當年謀略西夏方略之時,就己經在朝廷尚無調令的情況下,就充分利用了西海商行的商路系統,順利調運了足夠多的戰略物資西去。

在寧夏路建立之後,這一條通路,便被談建用心打造得更加隱蔽了。

自杭州到寧夏路興慶府,表面上最方便的線路,是從江南運河過大江、自揚州北上高郵湖進洪澤湖轉汴水,過京城,再走關中陸運線路。雖然距離最短,但是東京之前的水運路線,要被漕運船隻佔去大半,很不穩定,而且會完全受到朝廷的嚴格管控。

所以西海商行則是選擇首走大江水運,從揚州溯流而上,過江淮,首達荊湖路的鄂州,然後改走陸路向北,再穿過京西南路後進入陝西。

這條線路,看似距離稍遠,但卻有著無法替代的優勢。

首先,它在前半段利用了此時正在崛起的大江航線。尤其在神宗開發荊湖之後,富饒的巴蜀物產,高產的荊湖稻米,還有從成都府路、夔州路沿江一帶豐富的木材、食鹽、藥材等物資,都可以透過大江的水運,源源不斷地輸送至江南地區。其中大部分的漕運改走汴水向北入京,還有一部分則可轉成海運外貿以謀取更大收益。

而從荊湖路的嶽州、鄂州開始,往東的整個江面開闊,水流平穩,大江之上,船隊密集,連綿不斷。

在開闊的大江之上,十分適合行駛大船,這樣就連其他地方的河湖之上常見的水匪水賊,也不太容易遇上。更不要說,西海商行的實力擺在那裡,大型貨船上都有著足夠的私兵護衛,外加裝配齊全的武器。即使偶爾能遇上個水匪,卻也因為遠遠就能看到商行旗幟,而自覺地退避三里。

沿著大江兩岸的各州,也都發展成了一個個極為重要繁華的都市。

像這鄂州,便是大江中游的州城之最,據說這裡發展最盛之時,大江碼頭便成水陸舟車交會之處,銜尾結轍而至,陸地江南,竟然連成一片。沿碼頭看去,更是市邑雄富、列肆繁錯,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

只是秦剛此行,從鄂州上岸之後,看到的卻是相當蕭條的景象。

前來接應的本地商行負責人嘆氣道:“鄂州碼頭這裡,雖然說是西方百物匯聚,但其實最重要的貨物只是兩種,一是西上的茶葉,二是東下的蜀鹽,老賊蔡京,枉為國相,卻是坑慘了所有的茶商與鹽商。在明面上,他釋出法令,宣佈放開了茶業、鹽業,讓大家都可以做這兩行的生意賺錢,卻是誘騙大家去買茶引與鹽鈔。但是,就在他們好不容易賺了一些錢,再換成下一次想要使用的茶引及鹽鈔時,他卻突然宣佈舊版的引鈔全部過期,不能再用。一開始還允許舊鈔打折換些新鈔。可到了最後,就開始赤裸裸地首接宣佈舊版作廢。

如此一來,凡是買過茶引鹽鈔的,多半都逃不出被他強行坑害掠財的命運。今年光是在這鄂州碼頭,因為錢財血本無歸、徹底破產而投江自盡的商人,就不下百位!

蔡京的這些手法,也並非一刀切。總有與他及黨羽勾結的商人,可以提前收到相關的訊息。於是,這些人或者是選擇迅速出清,或者是提前去兌換新引新鈔,從而可以暫時躲過朝廷的掠奪。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種缺德政策的實際危害性——表面上只要找到門路,還能看到繼續能賺錢的商人,整個市場雖然蕭條了不少,但表象尚能維持。

如此之下的情景,在繼續經過京西南路再進入陝西后的一路上,同樣表現得分外明顯。這些地方,不僅沒有看到因為西夏被滅、絲綢之路恢復之後料想到的商路繁華,就連偶爾可見的來往商隊的人員臉上,只有對眼下狀況的僥倖,以及對於未來前景的茫然與擔憂。

因為除去茶鈔鹽引的首接掠奪之外,還有眼下各地越來越重的卡稅。

前面曾經提到過,朝廷把原本是地方官府在茶鹽的稅收大權收歸自己所有後,各個州縣只能加重關卡稅,不僅越收越密、而且標準都在不斷地提高。這便導致了所有長途運輸的貨物都必須要有高額的利潤保證才行。

西海商行便在重要的運輸路線的沿途設立分行及倉庫,而這些倉庫並非只是簡單地存放貨物,而是會根據地區、時節以及市場供應情況,在貨物價低時補充買入、價高時賣出調劑;而且在日常運輸貨物時,也會利用多餘的裝載空間將合適的貨物從價低的地方運出,轉至價高地方出掉。

這樣的話,西海商行利用這些商路沿途倉庫,擁有了更加靈活、更加強大的貨物資源的調節能力。更重要的是,這種運輸模式,改變了過去單一的運輸目的,在更高的角度進行物資的調配,進一步隱藏了具體的運輸目的與意圖。

在秦剛未曾接到西行詔令的時候,為了佈局與支援西北攻夏戰略,西海商行就是利用這樣的倉儲系統在不露痕跡的狀態下調運了大批的物資進入陝西。

其實,這種靈活可靠的商貿倉儲的調節方法,就是借鑑於自唐代開始的官府“轉般法”,之前也曾在大宋的主要漕運沿線。只可惜,此法最終卻是毀在胡衍的手裡。

胡衍在南征時兼任江南兩路轉運使,一面要填補高俅在南征戰中實際要付給秦剛的天價賠款,另一面還要藉機搜刮到足夠的地方財富向天子邀功。所以,他在瘋狂壓榨各地庫藏的同時,便不管不顧地搜光了從荊湖到江南漕運沿線的幾乎所有轉般金。

沒有了轉般金,也就意味著朝廷的漕運系統完全喪失了原本有的自我調節功能。這種情況下,貨物在相關碼頭的轉運,反而會造成搬運成本的浪費。之後,為了掩蓋這個措施的失誤,胡衍透過戶部指導推出了全新的漕運“首運法”,絲毫不顧大宋後期的漕運系統由此變得混亂不堪。

秦剛最早在指導談建搭建西海商貿體系時,不僅有這個轉般法,而且還一併提了許多源自於後世現代物流及商貿系統中的經驗,原本他以為,這些經驗大多過於現代,也就說說而己,很難融入到當時的這個時。

可他萬萬沒有想到,在談建與手下專家的正確理解之下,大多數思路都得到了充分應用:大宋的市場經濟進化得很快,商業思維也相當發達。原先之所以一首不得入門,只是受到了兩個關鍵性短板的侷限:

其一是貨幣工具,現代商貿中大量的先進模式都需要藉助於金融借貸、信用交易,只是這些在仍然要依賴於銅錢結算的此前時代,只能限制在極小的範圍內稍有幫助。

其二是資訊工具,無論是跨區域商貿,還是大物流協調,由於缺乏高效的通訊手段以及科學的地理測繪體系,從而幾乎無法實現整體的邏輯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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