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楚克接著道:“不過……我現在更喜歡蘇美洋這個名字。蘇美洋用蒙語讀的話,是‘蘇木揚’。蘇木在蒙古語裡有箭矢和銳利的意思,而揚是蒙古語‘陽光、光明、升起、遼闊’的意思。所以蘇美洋在我們聽來,是草原上帶著陽光的箭——射向黑暗、射穿迷霧的箭。”
他說這話的時候,火光映在他的眼睛裡,瞳孔深處像有兩團小火苗在跳動。他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說得很慢、很重,像是要把這幾個字的含義一個一個地釘進在場每一個人的耳朵裡。
包達感嘆道:“啊——我就說嘛!楚天王的大哥芬恩先生怎麼給個工業基地取個少婦的名字!感情是這個意思!陽光……光明……是光明之箭!一定是這個意思!”
在場所有人都對此深信不疑。
可惜大洋彼岸的芬恩不知道,自己順嘴胡謅的名字居然被扯上了那麼牛逼哄哄的意義。他要是知道了,估計鼻涕泡兒都能樂出來,然後戳著袁克文的鼻子尖兒問他:“叫!再叫!再說蘇美洋名字俗?再說我取的名字沒文化?”這位愛把自己往文化人堆裡劃拉又不是啥秘密,蔡元培先生和魯迅先生都可以作證的。
一群糙漢子,蹲在壕溝裡烤著火,喝著馬奶酒,烤著牛肉乾,聊得熱火朝天。有人把牛肉乾撕成細絲塞進嘴裡慢慢嚼,有人把凍硬的餅掰成小塊放在火堆邊烤軟了再吃,有人靠在壕溝壁上,閉著眼睛,嘴裡還叼著沒點的煙。馬奶酒的酸羶味和牛肉乾的焦香味混在一起,在冷風裡飄散。
牛糞餅的火不大,但持久,燒得很慢,橘紅色的火光映在每個人的臉上,把他們的輪廓照得半明半暗。火光在戰壕的凍土壁上跳動,把那些用刺刀刻的字——“老家河北”“娘,俺想家”“殺一個夠本”——照得一明一滅。
三炮坐在人群中間,不怎麼說話,只是偶爾點點頭。火光在他臉上跳躍,把他鼻樑上那道被彈片劃傷的疤照得很清楚。包達和郭老西兒你一句我一句地鬥嘴,從牛糞餅的燃燒值鬥到誰欠誰一頓酒,鬥到後來郭老西兒罵了句“你他媽瘸條腿還這麼能說”,包達回了句“老子瘸腿也比你這啃嫩草的老光棍活得明白”,倆人同時閉嘴,同時扭頭,同時看向賽春紅給他織的那條圍巾——郭老西兒圍了三圈,把下半張臉都埋進去了。包達咧嘴笑了,郭老西兒沒笑,但他把圍巾往上又拽了拽。
納楚克帶來的蒙古漢子不多,但每個人身上都帶著濃烈的草甸子的氣息,那是一種混合了乾草、馬汗、凍土和炊煙的味道,在戰壕裡瀰漫開來,和硝煙、血腥攪在一起,聞著奇怪,但不討厭。有人從褡褳裡掏出凍硬的奶豆腐,用刀背敲成小塊分給大家吃;有人解下水囊遞給旁邊嘴唇乾裂的治安軍士兵,那士兵接過去仰頭灌了一大口,然後猛地嗆了出來——水囊裡裝的是馬奶酒。
不知不覺間,東方微微露出些許天光。不是太陽出來了,是黑夜被時間熬淡了,天邊那層厚重的黑色被什麼東西從下面撐開了一道縫,滲出灰白色的光。雪不知道什麼時候停了,風也小了。
馮庸帶著學生們終於來了。
他們走了挺久。從倉庫區領完槍,簽完字,按完手印,從工廠大門出來的時候已經是凌晨兩三點。馮庸本想讓他們在城裡歇一歇再走,但沒有人願意歇。有人說“早到一刻是一刻”,有人說“走慢了就趕不上了”,有人什麼也沒說,只是把槍背好,跟著前面的人,一步一步往前走。
他們沿著倉庫區外面那條被運貨卡車碾得坑坑窪窪的水泥路往南走,走過物流區那一排排堆滿枕木的貨場,走過鐵路道口那盞還在閃爍的訊號燈,走過安置樓之間被風吹得乾乾淨淨的石板路。沒有人說話,只有腳步聲,密密匝匝的,像秋雨打在乾土地上。
連走帶站大半宿,腳底板磨出了血泡,有人把鞋脫了,光著腳踩在雪地上走了幾步,又穿上了——不是腳不疼了,是凍得沒知覺了。有人把槍從右肩換到左肩,又從左肩換到右肩,肩膀被槍托磨得生疼,疼到後來也麻木了。有人走著走著忽然絆了一下,低頭一看,雪地裡半埋著一隻軍靴,靴筒上還繫著鞋帶,鞋帶系得很緊,打的是死結——那是治安軍的靴子,靴子裡面是空的。
沒有人停下來。
板垣站在指揮所前,望遠鏡已經端得雙臂發酸。這幾個月來,他一直沒有換過望遠鏡——鏡筒皮套上那個在安達被彈片崩出的豁口還是老樣子,豁口邊緣的皮革翻卷著,露出下面發亮的黃銅。他用這面被炸過一次的鏡子,看完了從安達到蘇美洋的每一場仗。
他看到了城門口出現的一群人。他們不是正規軍的軍裝,那些人穿得太雜了。有的人穿著聯防隊的藍色棉襖,有的人乾脆裹著一件不知道從哪個工廠領來的灰布工作棉服,裡面鼓鼓囊囊塞著棉花,腰裡繫著皮帶,皮帶上掛著手榴彈。有的人連件工作服棉襖都沒穿,穿的還是學堂的制服。有的戴著學生帽,有的連帽子都沒戴,頭髮被凍成一縷一縷的冰凌,臉頰和耳朵凍得通紅,但手裡的槍端得穩穩當當。
那是馮庸帶著的學生。他們在工廠花了大半宿,終於走完了領武器的全部手續——登記、簽字、核對學籍、按手印、領槍、領彈、上膛、檢查保險。倉庫的管理員姓孫,五十多歲,河北人,在蘇美洋待了七年,從來沒上過前線。他把最後一個學生送出庫房大門時,回頭看了一眼空了大半的倉庫,木箱散了一地,地上有散落的登記簿紙頁,鉛筆頭滾在角落裡。
他蹲下來把紙頁撿起來摞好,把鉛筆頭撿起來放回桌上,又把桌上的墨水瓶蓋擰緊。然後他從牆上取下自己那杆步槍——那槍是他來蘇美洋第一年發的,槍托上磕了好幾道印子,槍管擦得鋥亮。他往彈倉裡壓了五發子彈,拉栓上膛,又退了回來,把子彈重新壓了一遍。
他把槍背在肩上,鎖上倉庫的鐵門,鐵鎖咔嗒一聲扣死。他轉身走了幾步,又回來,推了推門,確認鎖嚴實了,然後頭也不回地跟在學生隊伍的後面,一起往城南去了。
他的腳步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實,走在隊伍最後面,跟那些學生隔著幾步遠的距離。有人回頭看了他一眼,他只點了點頭,把菸斗從嘴裡拿下來,在鞋底磕了磕,又塞回懷裡。
板垣看到了這些人沿著城牆根往外湧,烏泱泱的,像一條灰色的河,從城門洞裡傾瀉而出。他們手裡的槍……自己似乎在照片上見過——是歐美國家用的塹壕霰彈槍,溫徹斯特897,泵動式,管狀彈倉,近戰火力極猛。他見過美軍的訓練照片,那些端著塹壕槍計程車兵,在戰壕裡一泵一推,一噴一大片。
他看清了那些人之後,手開始抖。不是害怕,是他知道那些槍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這座城裡已經把所有能拿槍的人都填上來了,學生、庫管、聯防隊、治安軍,不分老幼,不分兵民。
指揮刀不安地敲擊著馬靴,發出細微的、有節奏的聲響,像秒針在倒數。
他看見那些灰色的身影匯入蘇美洋的佇列,在已經打到焦黑的戰場上,越來越多年輕的、沒受過傷的人填進了戰壕。有人跑得很快,衝在最前面;有人跑得慢,落在後面,但沒有人停下來。
板垣放下望遠鏡。手指在鏡筒上停了一瞬——不是猶豫,是他在數。他在數安達,數這四個月,數自己這十年。數那些從哈爾濱出發時還意氣風發的年輕士兵,此刻有多少還活著。數這面望遠鏡看過的每一次衝鋒、每一次潰敗、每一次塹壕被對方的炮火犁開又被自己的工兵填上。
他的手指從鏡筒上慢慢鬆開。
他忽然覺得自己很累。不是身體累——是指揮這四個月把一個人從骨頭裡往外抽乾的那種累。像一個一直繃著的彈簧,忽然失去了所有的張力,軟塌塌地掛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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