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裡最怕什麼？”
“病房裡最怕的不是疼，是安靜。太安靜了，人就會胡思亂想。”
麥金利把輪椅往前推了幾步，推到摺疊桌前面。
伸手拿起玻璃罐裡的蜂蜜，對著陽光轉了一圈。琥珀色的蜂蜜在玻璃罐裡緩緩流動，陽光穿過罐身，把手指染成了暖黃色。
“這罐蜂蜜是從我家院子裡的老橡樹上採的，不是什麼名貴品種，就是普通的橡樹蜜。味道有點苦，因為橡樹花本身帶苦味。但我喜歡這個苦味，苦味讓人清醒。”
“你們做醫學研究也一樣，資料是甜的，臨床是苦的。甜的東西讓人開心，苦的東西讓人清醒。開心的時候容易犯錯，清醒的時候不容易，我希望你們保持清醒。”
“不用管我是參議員還是圖書管理員。編號就是編號，資料就是資料。成功了寫論文，失敗了也寫論文。參議員不是特殊材料做的。肝癌細胞在參議員肝臟裡和在碼頭工人肝臟裡，長得一樣快。一樣的貪婪，一樣的不要臉。”
“癌細胞不要臉，這話是我從梅奧的腫瘤科主任那兒聽來的，他說肝癌細胞是他見過的最不要臉的東西。正常肝細胞規規矩矩，該分裂分裂，該死亡死亡，排隊來。癌細胞不排隊，插隊，擠別人，搶營養，怎麼趕都趕不走，越趕越來勁。”
“那個主任還說了什麼？”
“他說完以後摘下眼鏡擦了擦，補了一句。我在梅奧幹了三十年，跟癌細胞打了三十年交道，至今沒贏過一次。我說那你為什麼還幹？他說因為偶爾能看到一個人，癌細胞死光了，肝功能恢復了，出院了，回頭朝他笑一下，那個笑比什麼都值。”
“比什麼都值。”
陳述重複了一遍。嘴角動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種下定決心以後肌肉的自然鬆弛。
“麥金利先生，謝謝您的蜂蜜。也謝謝您說的這些話。說實話您來之前我特別緊張。緊張到列了三十七個出錯的可能。現在還是緊張，但緊張的不是出錯了，緊張的是能不能讓您出院的時候朝我們笑一下。”
“笑一下不夠。”
“那要笑幾下？”
“笑幾下不重要，重要的是笑完以後說的那句話。”
“什麼話？”
“還行。”
全場愣了一秒。
然後山田第一個笑了，顧雨跟著笑，陸小滿笑得把膝蓋上的芝士蛋糕掉在了草地上，迭戈笑得直拍大腿，英格麗德的語音合成器居然發出了一聲“哈”。
陳述也笑了。
趙一舟笑得最大聲，眼淚都快出來了。
安德斯那個德國老頭子的口頭禪，從麥金利嘴裡說出來，比任何安慰都有用。
因為“還行”這兩個字裡，有不抱過高期望的清醒，也有不放棄希望的倔強。
德國人和美國人，在這兩個字上達成了跨文化共識。
麥金利看著一群年輕人在草坪上笑成一團，自己沒笑。
嘴在笑，眼也在笑。
那是一種滿足的笑，像一個在暴風雪裡走了很久的人終於走進了一間生著壁爐的木屋。風雪還在外面，但屋裡是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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