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一點半的時候，廚房的門終於開了。胖子端著一個大盤子走出來，裡面是滿滿一盤紅燒肉。肉塊切得大小均勻，每一塊都裹著濃稠的醬汁，在陽光下泛著琥珀色的光。肥肉的部分被燉得幾乎透明，瘦肉的部分呈深紅色，肉皮的部分微微卷起，像一朵朵小花。盤子的底部是一層濃稠的湯汁，油亮亮的，冒著熱氣，香味濃得像是有了形狀，從盤子裡升起來，瀰漫在整個院子裡。
我深吸了一口氣，胃裡咕嚕叫了一聲。
“來來來，上菜上菜，”胖子把盤子放在石桌中間，又轉身回廚房，端出了第二道菜——清蒸魚。魚是村口魚塘裡養的草魚，大概兩斤多重，現撈現殺，魚身上劃了幾刀，塞了薑片和蔥段，蒸了十五分鐘，出鍋的時候淋了熱油和蒸魚豉油。魚肉雪白，魚皮泛著油光，蔥絲和薑絲在魚身上鋪了一層，被熱油一澆，香氣撲鼻。
然後是油燜筍。用的是昨天在集市上買的春筍——不對，是冬筍？我到現在也分不太清，但不管是什麼筍，胖子做出來的味道都是一流的。筍切成滾刀塊，用油煸到表面微焦，加醬油、糖、料酒，小火燜了二十分鐘，出鍋的時候筍塊呈金褐色，表面裹著一層亮晶晶的醬汁，咬一口外韌內脆，鹹甜適中，筍本身的清甜和醬汁的鹹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然後是香菇菜心。香菇是乾貨泡發的，菜心是自家菜地裡種的上海青，香菇的濃香和菜心的清甜搭配在一起，是一道看起來簡單但做好了很不容易的菜。胖子做得好，菜心焯水的時間剛好，顏色翠綠，口感脆嫩，香菇煸得透，吸飽了湯汁，咬一口滿嘴都是汁水。
最後是酸辣湯。湯是胖子在炒菜間隙抽空做的，用的是雞湯做底，加了木耳絲、豆腐絲、胡蘿蔔絲、筍絲，用醋和白胡椒粉調味，勾了薄芡，出鍋前淋了蛋花，撒了蔥花。湯的顏色是淡褐色的，裡面飄著各種顏色的絲，看起來就很豐富。酸味和辣味平衡得很好，不會太酸也不會太辣，喝一口胃口就開了。
五菜一湯，把石桌擺得滿滿當當的。胖子又端出了一碗米飯——是給二叔的，其他人要等二叔動了筷子才能去盛。他把飯碗放在二叔面前，恭敬地說：“二叔，您請。”
二叔拿起筷子，看了桌上的菜一圈，夾了一塊紅燒肉，放進嘴裡，慢慢地嚼。我們三個都看著他，等他評價。他嚼了很久，嚥下去，說了一個字：“好。”
胖子臉上立刻綻開了笑容，那個笑容大得像是中了彩票。他說：“二叔說好，那這菜就算過關了。來來來，都吃都吃，別愣著了。”
我們這才開始盛飯。小哥給我盛了一碗，遞給我的時候米飯壓得很實，不是那種鬆鬆散散的一碗，是那種知道你飯量、知道你喜歡吃多少的一碗。我接過來，拿起筷子，夾了一塊油燜筍，放進嘴裡，筍的味道在舌尖上炸開，好吃得我差點嘆氣。
吃飯的時候，胖子一直在說話。他跟二叔講我們昨天在猜燈謎攤子上怎麼“大殺四方”的，講小哥猜謎的方式多厲害——“看一眼就知道答案，跟開了掛似的”——講他自己猜對了多少個、贏了多少錢的雞蛋、那些雞蛋分給了誰。他講得眉飛色舞，唾沫橫飛，二叔聽著，偶爾點一下頭，偶爾“嗯”一聲，沒有太多回應，但也沒有打斷。
我一邊吃飯一邊聽胖子說話，偶爾插一句嘴，糾正他誇大其詞的地方。比如他說“小哥猜對了五十多個”，我說“哪有五十多個，燈籠一共才二十多個”。他說“那就是二十多個”，我說“大概十五六個”。他說“十五六個也不少了，換你你能猜對那麼多嗎”，我說“我也猜對了十個”。他說“十個跟十五六個差了一半”，我說“十個跟十五六個差了一半？十五減十等於五，哪裡來的一半”。他說“你不要跟我摳字眼”。
二叔聽著我們拌嘴，嘴角的那個弧度又出現了。不是笑，但比笑更讓人心裡舒服。
小哥從頭到尾沒說話，就是安安靜靜地吃飯，安安靜靜地夾菜，安安靜靜地喝湯。但他每隔一會兒就會往我碗裡夾一筷子菜，夾的都是我喜歡吃的——一塊紅燒肉裡的瘦肉部分，一片油燜筍裡最嫩的那塊，一筷子香菇菜心裡的香菇。他的動作很自然，自然到如果不注意根本不會發現，但如果你注意了，就會發現他夾的每一筷子都不是隨便的。
我把那些菜都吃了，沒有說“謝謝”，也沒有看他。有些話不用說，說了反而奇怪。
飯吃了一個多小時，桌上的菜被我們掃蕩得差不多了。紅燒肉的盤子空了，只剩下一層油亮的醬汁；油燜筍的盤子也空了，連湯底都被我拿來拌了飯；酸辣湯的碗見了底，只剩下碗底幾根木耳絲；香菇菜心還剩下一點點，胖子說他收尾，然後就端起來三口兩口吃完了。
二叔放下了筷子，拿起桌上的紙巾擦了擦嘴。他今天吃得比昨天還多——昨天每樣菜嚐了一點，今天每樣菜都吃了不少，紅燒肉吃了四五塊，魚吃了小半條，筍吃了好幾塊，連湯都喝了一碗多。這對二叔來說已經算是很大的飯量了，平時他在杭州吃飯，每頓就是一小碗米飯配兩三個菜，從不多吃。
胖子也注意到了，他看了二叔一眼，沒說什麼，但那個眼神里有那麼一點——我說不上來是什麼——大概是一種“二叔今天胃口不錯”的欣慰。
吃完飯之後，胖子開始收拾碗筷。我幫忙把盤子端進廚房，小哥在院子裡擦桌子。二叔還坐在藤椅上，沒有動，目光落在院子裡的某個地方，不知道在想什麼。
我端完盤子從廚房出來，看了看時間，快一點了。二叔是下午三點多的高鐵，從雨村到高鐵站大概一個小時的車程，也就是說兩點左右就得出發。還有一個小時。
我走到二叔旁邊，在他旁邊的石凳上坐下來。這次坐的是石凳，不是小板凳，因為我覺得自己應該坐得正式一點。
“二叔，”我說，“東西都打包好了，待會兒胖子開車送您去高鐵站，我坐後面陪您。”
二叔說：“不用送，我自己去就行。”
“不行，”我說，“必須送。”
二叔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裡有那麼一點意外，大概是因為我很少用這種不容商量的語氣跟他說話。他的目光在我臉上停了兩秒，然後移開了，沒再說什麼。
我知道他是怕麻煩我們，但這不是麻煩。送二叔去高鐵站，天經地義的事，有什麼麻煩不麻煩的。
下午一點四十，胖子把車從巷子裡開了出來，停在院門口。他把後備箱開啟，把二叔的旅行袋和那兩個紙箱放了進去，又把後座收拾了一下，放了一個靠墊，說二叔坐著舒服點。
二叔從院子裡走了出來。他換了一身衣服——深灰色的夾克，黑色的休閒褲，深棕色的皮鞋，跟來的時候穿的那身差不多，但好像換了一件乾淨的打底衫，領子翻得很整齊。頭髮也重新梳過了，整整齊齊的，鬢角的白髮在陽光下很顯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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