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說了。
我說：“我會的。二叔您也是，別太累了，該休息就休息。”
二叔沒再說話，又閉上了眼睛。但我注意到他放在膝蓋上的那隻手動了一下，像是想拍我的手，又沒拍。
車子繼續往前開，窗外的景色從村子變成了田野，從田野變成了丘陵，從丘陵變成了公路。陽光從車窗外照進來，照在二叔的臉上，把那些皺紋和老年斑都照得很清楚。他比幾年前老了很多，這個認知又一次湧上來，讓我覺得心裡有點發緊。
到了高鐵站，胖子把車停好，我和小哥幫二叔把行李拿下車。胖子把旅行袋遞給二叔，小哥把那兩個紙箱從後備箱裡搬出來，放在二叔腳邊。我站在旁邊，不知道該說什麼，張了張嘴又合上了。
二叔低頭看了一眼那兩個紙箱，然後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又看了胖子一眼，又看了小哥一眼。他的目光在我們三個人身上各停了一秒，然後收回去，彎下腰，一手拎起旅行袋，一手拎起一個紙箱。胖子趕緊上前接過另一個紙箱，說：“二叔，我幫您拎進去。”
二叔沒拒絕。
我們四個人走進高鐵站。站里人不多，零零散散的，有人在排隊買票，有人在候車大廳裡坐著玩手機。二叔的票是胖子提前在網上買好的，二叔用身份證在自助取票機上取了票，看了看上面的資訊，然後往候車大廳走去。
我們在檢票口外面停下來。二叔轉過身，看著我們。
“回去吧。”他說。
“我們等您檢完票再走。”胖子說。
二叔沒再說什麼，轉過身，走進了檢票口。他把票遞給檢票員，檢票員撕了一張，把票根還給他，他接過票根，走進了候車大廳。
我們站在檢票口外面，看著他的背影。他走得不快不慢，背挺得很直，步伐很穩，一隻手拎著旅行袋，另一隻手拎著紙箱，紙箱上面還摞著另一個紙箱，是胖子幫他摞上去的。他的背影在人群中很顯眼，不是因為高，是因為那種氣質——那種無論走到哪裡都不會被淹沒的氣質。
他走了大概二十步，忽然停了下來。
他把紙箱放在地上，轉過身，朝我們這邊看了一眼。
隔著檢票口，隔著來來往往的人群，我們和他的目光對上了。他的目光還是那個樣子，淡淡的，看不出什麼情緒，但我在那個目光裡看到了一樣東西——一種很淡的、很淡的、像冬天早晨的薄霧一樣的東西。
他說了一句話，隔得太遠，聽不清楚說的是什麼。但我從口型看出來了。
他說的是：“走了。”
然後他轉過身，重新拎起紙箱，繼續往前走了。
這次他沒有再回頭。
我們三個在檢票口外面站了一會兒，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裡，直到再也看不到他的深灰色夾克和白色頭髮。
胖子第一個開口：“走吧，回去了。”
我們轉身走出高鐵站，回到車上。胖子發動了車，車子緩緩地駛出停車場，上了公路。車裡還是很安靜，跟來的時候一樣安靜，但那種安靜的滋味不太一樣。來的時候的安靜是一種“二叔在旁邊，我們不用說話”的安靜，回去的時候的安靜是一種“二叔走了，我們不知道說什麼”的安靜。
我靠在座椅上，看著窗外的景色。公路兩邊的田野在陽光下一片金黃，那是油菜花，已經開始大規模地開了，從車窗外看過去，像是一條金色的河流，沿著公路延伸到遠方。遠處的山在陽光中變成了一片深深淺淺的綠色，山頂上有一層薄薄的霧，像是給山戴了一頂白色的帽子。
“胖子，”我開口了，“你說二叔這次去北京，到底什麼事？”
胖子從後視鏡裡看了我一眼，說：“不知道。但他既然說‘不嚴重’，那就肯定不嚴重。你不用擔心。”
“我不是擔心，”我說，“我就是——算了，沒什麼。”
小哥坐在副駕駛，一直沒有說話。他的手搭在車窗上，手指微微彎曲，陽光照在他的手背上，把那些骨骼的輪廓照得很清楚。他的目光落在窗外遠處的山脊上，不知道在看什麼，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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