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發生在2016年。
那會兒張磊跳槽到了新單位，老闆給安排宿舍。讓他奇怪的是，別人都是四人間、六人間，他卻分到一個單間。單間在走廊盡頭，門是那種老式的木門，漆面斑駁，門牌號都磨得看不清了。他心裡還挺高興，這要是自己租，一個月怎麼也得一千塊。
第一天搬到宿舍，他收拾到很晚。這屋子不大，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衣櫃，角落裡還有一面落滿灰的穿衣鏡。他把鏡子擦了擦，照了照自己，總覺得鏡子裡的自己有點怪，但說不上來哪裡怪。他沒多想，拉上窗簾睡了。
第二天上班，所有同事都用異樣的眼光看他。那種眼神他說不上來，像看一個將死之人，又像看一個怪物。他低頭看了看自己，衣服穿得挺整齊，臉上也沒什麼髒東西。他衝同事們笑了笑，沒人回應他。
中午吃飯的時候，他端著餐盤坐到幾個同事旁邊，笑著說：“哥幾個，怎麼了這是？我臉上有花啊？”
幾個人面面相覷，支支吾吾。有一個年紀輕的剛想張嘴，旁邊一個年長的就踢了他一腳。氣氛尷尬得要命。
吃完飯，一個脾氣直衝的男同事把他拉到樓梯間，關上門，壓低聲音說：“兄弟，我跟你講個事，你聽完別慌。”
張磊點點頭。
那同事點了根菸，深吸一口，說：“一年半以前，我剛來這家公司，也是被分到那個單間。”
張磊心裡咯噔一下。
同事繼續說：“一開始我也挺高興，單間多爽。可住了三四天，出事了。”
那天晚上十一點多，他睡得早。半夢半醒間翻了個身，迷迷糊糊睜開眼——就看見床邊站著兩個人。
一個女的，穿一身綠衣服，是那種很老氣的軍綠色，款式像九十年代的西裝，肩膀墊得方方正正，硬邦邦的。下身是深藍色工裝褲，褲腿挽著，腳上蹬著老式黑皮鞋，鞋頭磨得發白，沾著些幹了的泥點子。她手裡領著一個小孩，兩三歲的樣子，看不出男女，頭髮短短的，貼在頭皮上，臉色灰白灰白的，像剛從土裡刨出來。
那小孩穿的衣服，他這輩子都忘不了。不是普通的衣服，是那種燒給死人的紙紮衣服，硬邦邦的，衣服上有明顯的摺痕，像剛從紙紮店裡拿出來還沒撐開。衣服表面反著一種奇怪的光，不是布料該有的光澤，是蠟紙的那種反光，油膩膩的。衣領上還有一朵紙紮的小花，白色的，已經有點發黃。
那女人看著還算正常，只是臉色慘白，白得不像活人，眼睛是睜著的，可瞳孔是散的，沒有焦點。她手裡牽著那個小孩，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
那小孩的臉是青灰色的，五官像畫上去的——眉毛是描的，眼睛是點的，嘴唇是抹的，嘴角掛著一絲笑，那種紙人上常有的、僵硬的笑。它歪著頭，眼睛卻直直地盯著床上的他。
母女倆就那麼站在床邊，離他不到兩米遠。屋裡沒開燈，窗外也沒有月光，可他偏偏能看清她們的臉，每一個細節都清清楚楚。
他僵了二三十秒，感覺自己的血都涼了。心跳快得像要從嗓子眼蹦出來，手腳冰涼，後背的汗一層一層地往外冒，把衣服都浸溼了。他想喊，嗓子眼像被什麼東西堵住，發不出聲。想動，四肢像被釘在床上，完全不聽使喚。
他能聽見自己的呼吸，又粗又急，像拉風箱。可那母女倆一點聲音都沒有，連呼吸聲都沒有。整個房間死一樣安靜，安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
後來他實在受不了了。他這人脾氣衝，膽子也比一般人大，不知道哪來的力氣，猛地坐起來，張嘴就開始破口大罵。罵得特別髒，祖宗十八代都罵出來了，罵得嗓子都劈了。他一邊罵一邊往後退，退到牆角，抄起桌上的水杯就砸過去。
水杯穿過那對母女的身體，砸在牆上，“啪”的一聲碎了。玻璃碴子濺得到處都是，有一片從他臉上劃過，劃出一道血痕。
那對母女紋絲不動。就那麼站著，盯著他，像在看一個無關緊要的東西。那小孩嘴角的笑，好像還大了一點。
隔壁幾個同事被吵醒了，有人拍門：“怎麼了？出什麼事了？”
門一響，外邊人一說話，那母女倆唰地一下就不見了。不是走，不是跑，是直接消失，像電視關機一樣，前一秒還在，後一秒就沒了。
他癱在牆角，渾身發抖，臉上那道血痕還在往外滲血。外面的人砸門砸得更響了，他爬過去開了門，幾個同事衝進來，看見一地的玻璃碴子，看見他臉上的血，都嚇了一跳。
那天晚上他沒敢再住，搬到同事房間擠了一宿。第二天去找老闆，老闆聽完臉都白了，支支吾吾半天，說那個單間以前確實出過事，但具體什麼事不肯說。他追問，老闆就擺手，說你別問了，給你換個宿舍。
他後來問那個脾氣直的同事，那對母女到底是誰。同事搖搖頭，說不知道。只知道這樓蓋之前，這片地是個老廠區，九十年代出過事。據說是一對母女，女的在廠裡上班，孩子沒人帶，她就把孩子帶到車間。結果有一天機器出故障，孩子不知道怎麼掉進去了，當場就沒了。那女人受不了刺激，當天晚上就……同事沒往下說，只是指了指窗外那棟舊樓的方向。
“具體什麼事，沒人願意說。”同事拍拍他肩膀，“反正你現在也搬出來了，別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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