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一日，夜。
旅順，關東軍司令部。
旅順的夜晚有一種令人窒息的安靜。
這座軍港城市在日俄戰爭後就被日本牢牢攥在手心裡，像一顆被捏熟了的果子，皮已經剝了，肉已經吃了，只剩下核——堅硬、苦澀、嚼不動。
司令部設在舊俄軍參謀本部留下的建築裡，一棟黃褐色磚石結構的三層樓房，蹲在旅順港北岸的山坡上，像一隻趴窩的老鷹，半閉著眼睛，爪子卻深深地嵌進泥土裡。
樓頂的旗杆上，旭日旗在夜風中獵獵作響，旗幟的一角被風撕開了一道口子，沒有人去縫，就那麼破著，像一面打了勝仗後懶得收拾的旗幟。
司令部二樓的會議室裡，煙霧繚繞得像一座香火鼎盛的寺廟。
長桌上鋪著滿洲全境地圖，比例尺是二十萬分之一，從遼東半島到黑龍江，從大興安嶺到圖們江，山川河流、鐵路公路、城市鄉鎮、駐軍佈防，標註得像一張被畫滿了符咒的羊皮紙。
地圖上插著紅藍兩色的小旗，紅色的是日軍，藍色的是中國軍隊——不，現在已經沒有多少藍色了，奉天是紅的，長春是紅的，營口是紅的，安東是紅的，吉林也正要變紅，整張地影像一塊被紅墨水浸泡過的白布，紅色從中心向四周蔓延，越漫越寬，越漫越深，越漫越不可收拾。
會議室裡有四個人。
四個人，四副面孔，四顆心臟，四團在胸腔裡燃燒的火。
石原莞爾站在地圖前，背對著其他人，雙手背在身後，一動不動。
他四十歲，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肩膀寬闊，腰桿挺直，但脊背微微佝僂，像一根被書壓彎了的書架。
他的頭很大，比常人大一圈，額頭寬闊而高聳，像一座懸崖，頭髮剃得很短，露出青色的頭皮，在燈光下泛著一層油光。
他的臉圓而白淨，下巴上蓄著一撮短鬚，修剪得整整齊齊，像一小片剛長出來的草地。他的眼睛很小，但極亮，瞳仁是深棕色的，眼白布滿血絲。
他已經三天沒有閤眼了，但他的眼睛沒有疲憊，只有一種奇怪的、近乎病態的興奮，像一個人在黑暗中走了太久，終於看到了光，那光很亮，很刺眼，但他捨不得眨眼，怕一眨眼光就滅了。
他是關東軍高階參謀，陸軍大佐，日本陸軍大學校三十四期首席畢業生，滿蒙問題最狂熱的“研究者”和最堅定的“實踐者”。
在關東軍內部，他的外號叫“石原諸葛”——不是因為他會算命，而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看透了歷史的走向，摸準了時代的脈搏，掌握了開啟未來之門的鑰匙。
他寫過一本書，叫《最終戰爭論》，在軍部內部秘密傳閱，書裡說：人類的歷史就是戰爭的歷史，最後的、最大的、最決定性的戰爭將在東方和西方之間爆發。
而日本——只有日本——有資格領導東方，戰勝西方，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
滿洲，是這本書的第一塊基石，第一級臺階，第一把鑰匙。
此刻，他站在地圖前，目光落在“滿洲”兩個字上，嘴唇微微動著，像在唸一段咒語。他的手指在地圖上輕輕劃過，從旅順出發，沿著南滿鐵路向北，經過大連、瓦房店、熊嶽城、蓋平、海城、遼陽、瀋陽、鐵嶺、開原、四平街、公主嶺、長春，一直劃到哈爾濱。
他的手指停在那裡，指甲在地圖上輕輕敲了敲，發出細微的噠噠聲，像啄木鳥在啄樹。
“哈爾濱，”他說，聲音很低，像在自言自語，“哈爾濱是滿洲的咽喉。拿下哈爾濱，滿洲就是我們的了。”
坐在他對面的是板垣徵四郎，關東軍高階參謀，陸軍大佐。他比石原小三歲，但看起來更老——皮膚黝黑粗糙，臉上皺紋深刻，像一張被揉皺又展平的牛皮紙。
他的臉方正而粗獷，顴骨寬大，下頜突出，嘴唇厚而緊抿，嘴角微微下撇，顯出一種天然的狠厲。他的眼睛不大，但極亮，瞳仁是深黑色的，目光所到之處，像一把鈍刀——不鋒利，但足夠沉，足夠重，足夠把人壓垮。
他的雙手按在軍刀刀柄上，刀柄上的鯊魚皮已經被汗水浸得發黑，指節粗大，骨節突出，指甲修剪得很短，露出肉色的月牙。他坐在椅子上，身體微微前傾，像一頭隨時會撲上去的獵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