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初，東北各地。
談判在槍聲之後繼續。何應欽逐條談，逐條推，逐條拖。能拖一天是一天，能拖一條是一條。這是蔣介石給他留的後手——用南京的官僚程式消磨關東軍的銳氣。武藤章幾乎要掀桌子，但每次手按到桌面，就想起上午被抬出去的那個滿清王爺。
東京的電報一封接一封，措辭一封比一封嚴厲。雍仁親王在東京發表的講話已經被印成傳單空投到關東軍各部隊——“皇軍要讓滿洲的鮮血澆灌帝國的旭日”。但關東軍不敢再發動進攻——因為盧潤東在長城以北。他的主力撤到了赤峰—通遼—興安嶺一線，但趙尚志帶著一個快速縱隊出關了，在黑龍江和吉林廣袤的土地上紮了根。編制不屬於東北軍，不屬於南京，不屬於任何一方，是懸在關東軍頭頂的一把刀。談判桌上每個日本軍官都知道——遼西那個坑能埋四個師團，赤峰那個位置照樣能。
談判間歇的一天，張學良獨自去了父親的陵墓。大帥林在錦州，依山面海。十月的海風吹過來，把松枝吹得沙沙響。他跪在墓前，跪了很久。兩年前——1929年底，大帥週年祭——東北的投降派被清了一批。楊宇霆、常蔭槐，全是大帥時代的老臣。從那以後東北軍裡再沒有投降派，除了那些滿清王爺。他們在宮島街的深宅裡等日本人的電報和支票。那時候張學良就想過——這些王爺遲早會回來。但沒想到他們真的敢，拿著“滿洲國”的宣言站在自己面前。他對著墓碑嘶啞開口，說他把東北讓了，然後說不下去了。
與此同時，西安。盧潤東和聶榮臻、葉劍英正在開會。地圖鋪在桌上，趙尚志已經進入吉林境內，老百姓管他們叫“紅騎”。盧潤東要的不是佔領——是把釘子扎進日本人後方。熱河、察哈爾的防線必須加固，蒙綏的邊防要塞需要重新設計。閻錫山在太原兵工廠的轉產已經開始——被收編後他擔任工業部副部長兼軍事參謀，機器日夜不停，新型輕型履帶快速機動裝甲車正在試製，不配坦克炮，只配重機槍和迫擊炮，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能連續行軍。
葉劍英翻著技術手冊抬起頭來，說東北的冬天能凍掉耳朵，等過了十一月大雪一下，什麼東西都凍住了。部隊的過冬裝備必須抓緊。盧潤東說軍需已經安排了——每一件棉衣、每一輛裝甲車的防凍液、每一支槍的冬季潤滑油，都從西安走。他停了片刻：何應欽那邊傳回訊息——少帥在談判桌上斃了一個王爺，善耆的兒子，用大帥留給他的勃朗寧。聶榮臻抬起頭來，沒有問原因。
“告訴少帥。西安城東北角的院子，給他留好了。種了兩棵柿子樹。”
西安的柿子在十月底正是最紅的季節。盧潤東站在院子裡，摘了一個柿子，託在手裡看了很久。柿子很軟，皮薄得透光。他把它放在桌上，沒有吃。然後他坐下來，提筆起草了一封發給何應欽的密電。電文寫了一遍，撕掉，又寫了一遍。最後定稿只有一行字：“協議最後一條——長城以北防務，由地方部隊負責。此條不容讓步。”
他讓機要員把電報發出去，然後走到院子裡。老吳正坐在廊下擦槍。老吳是從南京跟著宋子文的飛機來的，從那天起他就留在西安了，留在盧潤東的院子裡。“槍擦好了？”盧潤東問。老吳端起槍對著柿子樹的樹冠瞄了瞄：“隨時能用。”盧潤東在他旁邊坐下來，點了根菸，火光照亮了他半張臉，另半張臉陷在黑暗裡。他和老吳都知道——談判快結束了。
1931年11月底，西安。
《錦州協議》簽了。沒有簽在赤峰，簽在了錦州——大帥林所在的那個地方。何應欽代表南京政府與關東軍的武藤章在協議上簽字，武藤章的筆在紙上重重一頓，墨水洇開了一個黑點。
四條。一、雙方停止在滿洲的軍事行動。二、南京政府不承認滿洲國，但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經濟利益。三、遼西戰役定性為“不幸的地方衝突”——這條何應欽拖了整整三天，最後是蔣介石親自發電報讓他籤的。四、長城以北防務由“地方部隊”負責，關東軍不得越過長城。第四條是盧潤東讓何應欽加上的，武藤章本能地覺得這一條有詐——但當他看清“地方部隊”指的是誰的部隊時，竟在心裡笑了一聲。不越過長城，盧潤東的部隊在長城以北。這不是限制關東軍，這是關東軍與盧潤東之間畫了一條紅線。誰也不信這條紅線能守住。但至少現在，雙方都需要它。
張學良從錦州直接回了西安。沒有去南京述職，沒有去見蔣介石。協議簽完當天晚上坐上西行的火車進入關中平原，到西安時已經是深夜。盧潤東派人到火車站接他，那人領著他穿過西安的街巷，來到城東北角一片院落前。院門虛掩。張學良推開門，站住了。
他在關內也住過不少地方——北平順承王府、天津意租界、南京北極閣——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院子。不是宮殿，不是王府，不是衙門，只是一個安靜的院落，兩進，比他瀋陽大帥府的後罩樓還要素淨。青石板地，縫隙里長著細青苔。屋簷下掛著幾串紅辣椒和幹豆角，在夜風裡輕輕碰響。院裡兩棵柿子樹正紅，燈籠一樣掛在枝頭，夜風一吹輕輕搖動。堂屋裡點著煤油燈，擦得雪亮，暖黃的光從窗戶紙裡透出來照亮了半個院子，也照亮了門框上新貼的對聯。
上聯：進來就是一家人。下聯：坐下先喝三碗茶。橫批：別客氣。
張學良在門口站了好一會兒。他把那副對聯從頭到尾唸了兩遍，然後一個人走進去。堂屋裡爐火燒得正旺，爐子上坐著一壺水，咕嘟咕嘟地響，熱氣燻得滿屋子都是暖的。牆上掛著一幅手繪的東北地圖——不是軍用地圖，是用毛筆勾勒的白山黑水輪廓。旁邊貼著一張紙條，是盧潤東的筆跡：“遲早要回去。”張學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把軍裝領口鬆開，端起桌上倒好的茶一口氣喝乾了。茶杯見底。他低頭看著空杯子，眼眶忽然就紅了。
在武漢，汪精衛在入冬的江風中寫了一篇評論，《論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針》，次日發表在《大公報》上。通篇沒有直接批評蔣介石，措辭講究至極：“本黨正朔，總理遺訓，豈容偏安。”他不是在給蔣介石講道理，是在俯瞰。在嘲笑蔣介石搞不定日本人，搞不定各路軍閥，連“土匪出身”的盧潤東都擺不平。他是同盟會正牌傳人，總理遺囑的起草人。他不必俯下身去替蔣介石背任何罵名——他等的是蔣介石求上門來的那一天。
蔣介石在南京看到了這篇文章。他沒有發脾氣，只是把報紙摺好放在桌上，叫來戴笠問了一件事。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最近跟什麼人透過電話。戴笠的訊息很快查了回來：陳璧君確實接到了南京方面的聯絡，想請汪先生出來替南京說話。她的回答是——先看看南京的態度，汪先生不急。蔣介石聽完，摘下眼鏡擦了擦：“這個女人，精明。”然後他從抽屜裡取出一份空白的藍色資料夾，在第一頁寫下了四個字——長期觀察。他合上資料夾，對著桌上的報紙說了一句：“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窗外秦淮河的水在冬夜裡靜靜流著，沒有結冰。但空氣裡已經有了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