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發生在下班後。
那段時間我經常加班，不是領導要求的，是我自己不想那麼早回去。
出租屋只有十幾平米，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衣櫃，多一個人都轉不開身。
和家裡沒法比，還沒家裡的衛生間大。
但我不覺得有什麼遭罪的，畢竟這對剛畢業的我來說，算是一種修行。
我可以隨時放棄工作，回去繼承家業，衣食無憂。
但是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真的不喜歡平淡的衣食無憂。
言歸正傳，相比之下辦公室寬敞多了，不同於出租屋，這裡有空調，有茶水間，有窗外的夜景。
有時候我會待到晚上九點十點，等整層樓的人都走光了，剩下我一個人和頭頂嗡嗡作響的日光燈。
有一天晚上，大約九點半，我收拾東西準備走，路過會議室的時候，發現裡面的燈還亮著。
會議室的門是玻璃的，磨砂的，看不清裡面，但能看到光從裡面透出來，暖黃色的。
我愣了一下，這個點了，不應該有人在會議室。
我推開門，裡面沒有人。
燈是開著的，吊燈，暖黃色的光，照在空蕩蕩的會議桌上，桌上有幾個紙杯，是白天開會時留下的，沒有收走。
我站在門口，看著那些紙杯，看著空無一人的會議椅，看著暖黃色的燈光照在深棕色的桌面上，形成一片安靜的光區。
我伸手去夠牆上的開關，想關燈。手快要碰到開關的時候，我停住了。
我看到桌面上那些紙杯的位置排列得很整齊。六個紙杯，圍成一個半圓，朝向同一個方向——朝向一張空椅子。那張椅子被拉出了一些，不像其他椅子那樣整齊地貼著桌面。像有人坐在那裡，然後站起來，走了。紙杯裡的水還是滿的，熱氣已經散盡了，水面平靜如鏡，映著暖黃色的燈光。
那天晚上我沒有關燈。我只是把門帶上，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來的時候，會議室的燈是關著的，紙杯不見了，椅子歸位了，一切正常。
我沒有問任何人是誰收拾的。
有些事情不需要確認。
第三件事，發生在公交車上。
我每天上班坐的那路公交，經過春城的一條老街，叫順城街。
街兩邊是舊式的騎樓，一樓是鋪面，二樓住人，晾衣杆從窗戶伸出來，掛著五顏六色的衣服。
街不寬，兩邊種著法國梧桐，樹幹歪歪扭扭的，像在互相推搡。公交車從街中間穿過，車廂幾乎擦著樹冠走，夏天的時候窗戶會被梧桐葉刮到，發出沙沙的聲響，像有人在敲玻璃。
有一天下午下班，我坐在公交車的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戴著耳機，看窗外的人。
車在順城街中間停了一下，不是站臺，是堵車。一輛送快遞的三輪車橫在路中間，司機正在搬貨，公交車過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