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每一分錢，都有可見的、可量化的、可展示的回報。
但剩下的百分之六十呢？
那份報告的附表中有一張分佈圖，用不同深淺的顏色標註了全國各省市獲得基礎研究經費的密度。
他看到的是一個極不均衡的色塊分佈——東部沿海的幾個省市顏色深得像凝固的血，而中西部的大片區域顏色淺得像被水洗過一樣，有些地方甚至幾乎是空白的。
那百分之六十的經費，被分散在上千家高校和科研院所裡，分佈在幾百座城市裡，分佈在那些不那麼耀眼、不那麼知名、不那麼容易被看見的角落裡。
每一個單位分到的錢都不多——有的可能一年只有幾十萬，有的可能只有十幾萬，有的可能連十萬都不到，還不夠買一臺像樣的進口裝置。
那些錢被用來買最基礎的耗材，維修老掉牙的裝置，支付幾個研究生的補貼，報銷幾趟去外地查資料的差旅費。
用最薄的紙，寫最窄的報告，在最暗的燈下，支撐著那些最孤獨的思考。
他靠在椅背上，閉了一會兒眼睛。
椅子是那種老式的皮質辦公椅，靠背很高，坐墊己經有些塌了，但貼合著他身體的曲線，像是穿了很多年的舊皮鞋，不合腳的稜角早就被磨平了。
他想起很多年前自己還在地方工作的時候，去過一所省屬高校的實驗室。
那間實驗室在教學樓的地下室，窗戶開在靠近天花板的位置，從地面上透過來的光線是渾的、灰的、夾著塵土和落葉的。
實驗室裡的裝置大多是十幾年前購置的，有的外殼己經泛黃，有的按鍵上的字跡己經磨得看不清了。
但就是在那樣一間實驗室裡，一個不到西十歲的副教授，帶著幾個學生，做了一個被國際同行引用了幾百次的工作。
那個副教授後來怎麼樣了？
他不知道。
也許評上了教授，也許換了單位，也許還在那間地下室裡坐著，繼續做那些不被注意、不被重視、不被優先考慮的研究。
那些年輕人——他見過其中的一些，在各種調研和座談的場合。
他們的眼睛裡有光，但也藏著疲憊；
他們的語氣裡帶著熱情，但也夾著焦慮。
他們大多三十出頭，剛從博士畢業沒幾年，有的還在做博士後，有的剛剛拿到教職。
他們選擇了基礎研究這條最漫長、最不確定、最看不到盡頭的路，不是因為這條路好走，恰恰是因為這條路不好走——他們是那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是那種願意把自己最好的年華押在一個不知道能不能解出來的問題上的瘋子。
但他們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
他們有父母要贍養，有孩子要上學，有房貸要還，有日常的開銷要應付。
他們需要經費，不僅僅是做實驗買耗材的經費，更是維持一種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的經費。
如果連這一點都保障不了，那對他們說“你要坐得住冷板凳”，不是鼓勵，是殘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