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比例背後的賬目他也仔細看過。
從純粹的財務管理角度來看，那些數字是現實的，是合理的，是符合效率和成果導向的。
把更多的錢給產出更高的機構，把更少的錢給產出更低的機構，這有什麼問題？
任何一個理性的決策者都會這麼做。
但那道賬目和那種思考之間的裂縫，比他想像的還要深，還要寬，還要讓走在上面的人心驚膽戰，不知道哪一步會踩空，不知道踩空之後還有沒有人拉他上來。
那份報告裡有一組資料讓他反覆看了好幾遍——在過去幾年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專案的平均資助率己經降到了百分之十幾，青年專案的資助率也差不多是這個水平。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每十個認真寫申請書、認真做研究、認真把自己的學術生命押注在基礎研究上的年輕人裡，有八九個在每一個申請季都要經歷一次被拒絕的痛苦。
他們要把那份申請書改了又改，補充了新的資料，調整了研究方案，然後重新提交，再次接受同樣嚴苛的評審，再次面對可能被拒絕的命運。
有的人堅持了一年又一年，有的人在第三年、第西年終於拿到了，也有人終於在不知道第幾年的時候選擇了離開——不是不熱愛了，是熱愛不下去了。
熱愛不能當飯吃，不能交房租，不能給孩子交學費，不能給父母買藥。當熱愛的代價超過了生存的底線，再滾燙的心也會涼下來。
這不僅僅是科研管理的問題，這是一個文明的問題。
一個文明怎麼對待那些願意為未知的問題付出畢生精力的人，決定了這個文明能在歷史的長河中走多遠。
如果把那些最聰明、最有好奇心、最有探索精神的大腦都逼到短平快的賽道上，都逼到可預期的、低風險的、能快速出成果的領域裡，那誰來做那些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結果、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出結果的研究？
誰去追問那些看起來毫無用處的“為什麼”？
誰去觸碰那些還沒有被任何人標註過的認知邊界？
那些邊界，平時看不見摸不著，但一旦有人跨過去，整個人類的知識疆域就會向外擴充套件一圈。
而擴充套件那一圈的人，往往不是在萬眾矚目、鮮花掌聲中完成那一步的，而是在孤獨、清貧、不為人知的漫長歲月裡，一點一點地挪過去的。
他合上報告。
沒有拿筆，沒有批註，沒有做任何事。
鋼筆就插在筆筒裡，筆帽上有一點磨痕，是長期和手指摩擦留下的印記。
他看了一眼那支筆，沒有伸手去拿。
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樹影從桌面的東邊移到了西邊——中午的時候樹影在鍵盤的左邊，到了下午它己經移到了茶杯的右邊，中間跨過了好幾份檔案、一本翻開的筆記本、一部黑屏的手機。
久到那束光從柔和的米白色變成了沉沉的橘金色——米白色的光是正午的光，明亮而不刺眼；
橘金色的光是黃昏的光，溫暖而帶著一種挽留的意味。
久到他的後背在椅背上留下了一個溫熱的、微微凹陷的印子，他動了動身子，那個印子就慢慢消散了，像水面上的漣漪。
他在想一個問題。
那道裂縫，他能補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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