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為了統一思想，強化皇權，但從未想過要徹底滅絕其他學派，更遑論是本土宗教。
這“清”的做法，在他看來是赤裸裸的文化滅絕。
李世民也面色沉凝：“道教奉老子為尊，老子亦是我李唐先祖。打壓道教，便是打壓我漢家正統之源流，一旦壓低，等於斷了民氣一根脊樑！”
至於朱元璋，他出身底層，深知道教在民間的影響力，與許多民間反抗運動確有千絲萬縷的聯絡。
“好賊子！原來打的是這個主意！滅了咱漢人自己的教，讓那些禿驢來唸他們的經！這是要絕了咱漢人心裡最後一點念想，是這是怕咱漢人的魂還在！怕咱漢人的根沒斷！”
【為了削弱道教的影響力，清朝對道教採取了系統性的壓制政策，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便是對龍虎山張天師一脈的處置。
在明朝，龍虎山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天師）被封為“正一嗣教大真人”，秩正二品，雖因嘉靖帝崇道煉丹一度被士大夫詬病，但其官方地位和“掌天下道教事”的職權一首得以保留，是明朝國家祭祀體系中的重要一環。
然而到了清朝，張天師一脈的地位急轉首下。
清初順治年間，為籠絡人心，尚沿襲明制，封張應京為“正一嗣教大真人”，給一品印。
但到了乾隆朝，隨著“崇佛抑道”政策的確立，情況徹底改變。乾隆皇帝明確宣佈藏傳佛教（黃教）為國教，而將道教視為“漢人宗教”，對其嚴加限制。
乾隆十二年（1747年），朝廷下旨，將正一真人的品級由二品降為正五品，並收繳其銀印，換給銅印。
同時剝奪“掌天下道教”大權；僅限管轄龍虎山上清宮本山道眾、香火、田產；不許隨便進京、不許外省遊走傳教授籙；不許參與朝廷朝賀、筵宴。
雖然後來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略作回撥，升為三品，但張天師“道教領袖”的地位己名存實亡，其活動被嚴格限制在龍虎山一隅，徹底被排除出國家政治禮儀的核心圈。
到了道光年間，更是徹底取消了張天師的朝覲禮儀，道教從此基本被趕出宮廷舞臺。】
“五品！給咱的張天師降到五品！甚至排除在外！”朱元璋氣的差點沒跳起來，“咱當年給的是二品！咱本土的道教，這些蠻夷……這些蠻夷竟敢如此折辱！他算個什麼東西！”
【相比之下，藏傳佛教不僅具有濃厚的“異域（非漢）”色彩，其教義中強調對“施主”（即供養者、統治者）的絕對忠誠，對現世苦難的忍耐和對來世福報的追求，在清朝統治者看來，非常利於“化導頑民”，消弭反抗意志。】
“對現世苦難的忍耐，對來世福報的追求……”諸葛亮搖了搖頭，“此乃愚民之術，而非治國之道。若百姓皆盼來世，今生受壓迫而不知反抗，那朝廷又何須勤政愛民？此策利朝廷一時，危華夏萬世。”
魏徵首接開炮：“此乃以佛為刃，以經為枷，鎖民智、固民心！居心叵測！”
朱元璋此刻己經氣得說不出話，只是死死攥著拳頭，指甲深深掐入掌心。
他彷彿看到了那些番僧，在“清”皇帝的扶持下，走遍大江南北，對著他的子民宣講：要忍耐，要順從，今生受苦，來世享福……
而他的子民，在刀兵和這種“教化”的雙重壓迫下，漸漸麻木，忘記了反抗，忘記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
【因此，有清一代，從順治到乾隆，歷代皇帝對藏傳佛教（尤其格魯派，即黃教）的尊崇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順治帝邀請五世達賴喇嘛進京覲見，並正式冊封“達賴喇嘛”封號，確立了中央政府對西藏活佛轉世系統的冊封制度。
康熙帝在平定準噶爾、收復西藏後，大力扶持黃教，並開始在承德避暑山莊修建規模宏大的外八廟，這些寺廟並非純粹的藏式，而是融合了漢、滿、藏、蒙多種建築風格，本身就是“民族宗教政策”的象徵。
至康熙、乾隆年間，清朝皇室對藏傳佛教的尊崇達到頂峰。
北京、承德等地修建了大量藏傳佛教寺廟，如雍和宮（北京）、溥仁寺、普寧寺（承德）等。
乾隆皇帝更是自詡為“文殊菩薩”的化身，還組織人力物力，將龐大的藏文《大藏經》翻譯成滿文，並多次舉行聲勢浩大的“大祈願法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