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活力基金會與五大院一樣，都不屬於政府機構，但接受民意代表會與政務院的雙重監督與工作指導。
這個基金會只有一項任務：使用這筆法律強制劃歸它的收益，作為政府與企業投資的補充，不斷完善自治域各個領域的基礎設施，尤其是那些偏遠地區與落後領域的基礎設施。為社會健康、均衡發展貢獻力量，以縮小地域、行業之間的貧富差距。
創業券制度的目的，就是不廉價出售難以估價的實物公共資產，而是隻出售證券化後的資本權利。透過這種方式，確保所有創業者在社會資源上處於同一起跑線，靠個人能力決勝負。
當然，這項制度也不可能讓私有化徹底公平、公正。
畢竟它既無法解決公共資產定價方面的爭議，也無法遏制權利尋租、權錢交易。
但它終究比一小撮人擅自做主，隨隨便便就賣掉屬於人民的資產，要強得多。
既然是屬於人民的資產，就應該交給人民去分配、處置。人民也需要為自己的決定承擔責任，不能什麼事情都指望政府。
當然這項制度有一個最大的不足，那就是籌資難度過大。
這方面，政務院決定充分調動各地現有報刊、宣傳欄乃至公共活動現場等優質宣傳資源，甚至還要求各地公共企業、工廠與農舍提供便利。
當然這不是無償的，這些都是公共資源，沒理由給一小撮創業者無償使用。
他們不能用創業券買，這個口子管理者是絕不會開的。所以他們只能拿錢買。這筆錢，可以自己賺，也可以拉投資，隨他們。
沒投資？那就努力工作去賺！連為了夢想努力存錢都做不到，還談什麼夢想？
而且這些宣傳資源是有限的，一旦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就會漲價，甚至得競價。
很可能最終花光了所有錢，卻什麼都沒撈著。甚至可以預見，在創業浪潮初期，這種情況才是常態。
創業就是這麼殘酷，它應該是深思熟慮之後的決定，絕不該是全民參與的狂歡。
即便如此，最初的創業者想要籌資，依然要花費大量時間與個人精力。
不過喬木覺得這個成本是可以接受的。畢竟這裡是屍魂界，不是現世。這裡的“人”，哪個不想活之前，不得先活個幾百歲？
除此之外，在他的要求下，政務院還未雨綢繆地制訂了一系列關乎社會公平的政策。
如公共資源使用費。
對所有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使用了公共資源的企業，要根據資源的貨幣化定價，收取相應的費用。
不過這筆錢不是稅，而非費。因為它並不繳納給政府，而是直接注入社會公平基金會。
該基金會的任務就是為困難群體提供幫助與福利，以緩解社會貧富差距。
再例如反壟斷措施。
對不同市場佔有率的企業，將會徵收梯度企業所得稅；對不同持股比例的個人，也會徵收梯度資產利得稅。
對員工持股與合作社模式，則予以適當的稅收減免，以鼓勵私營企業效仿公共企業，向廣大員工分享經營成果，平抑貧富差距。
在喬木看來，指望一個企業主僅靠自己的良心，就將更多的收益分享給員工而非股東，這是不現實的。
因為客觀現實就是，相比廣大基層員工，投資人股東往往擁有更強大的能量與社會資源調配能力。企業想要進一步發展，討好少數股東，遠比討好大批基層員工，更有效，也更高效。
所以越是討好股東、壓榨員工的企業，反而越能做大。反過來，那些“有良心”的企業，則往往只能偏安一隅，甚至乾脆草草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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