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月中旬，哈爾濱的春天終於站穩了腳跟。楊樹的葉子己經長到了巴掌大小，在風裡嘩啦啦地響。街上的行人脫掉了厚重的棉襖，換上了單衣，腳踏車鈴聲在午後的空氣裡清脆地響著。松花江上的冰徹底化了，江面泛著渾濁的灰藍色，幾條運沙船慢悠悠地駛過，在水面上拖出一道道細長的波紋。
那天下午，陸衛東正在辦公室整理牡丹江案的走訪記錄。他把劉建平和林曉峰的口述整理成文字，又把那封空白信的內容附在後面。他沒有急著把這份材料歸檔，而是放在桌面上，等著看還有沒有新的東西可以加上去。
顧德昌推門進來的時候，手裡拿著一個牛皮紙檔案袋，臉色不太好看。
“衛東，你看看這個。”他把檔案袋放在桌上，沒有坐下，“這幾天我在整理市局那邊轉過來的積案，發現了一件事。”
陸衛東接過檔案袋，抽出裡面的材料。是幾份報案記錄和一份市局內部的研判通報，時間跨度從去年秋天到現在，地點集中在道外區和南崗區的幾個街道。
“市局那邊最近連續接到幾起失蹤報案，”顧德昌說，“失蹤人員有一個共同點——都參加過同一個氣功班。”
“氣功班？”陸衛東抬起頭。
“對。”顧德昌拉開椅子坐下，從兜裡摸出煙盒，抽出一根叼在嘴上，但沒有點，“去年秋天開始，哈爾濱出現了一個叫‘華元功’的氣功組織。說是氣功，其實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練功、聽課、交錢。創辦人自稱姓崔，叫崔德林，自稱在南方學過真正的氣功，回來造福鄉里。”
“失蹤的人是什麼情況？”
“目前報案的，三女一男。女的都是二十到三十歲之間，男的三十五。家屬報案的時間集中在今年一月到三月。市局那邊初步排查，沒有發現強制帶走的跡象。但西個人失蹤前都頻繁參加‘華元功’的活動，有的甚至把工作辭了，說是要‘專心修煉’。”
陸衛東翻著那幾份報案記錄。其中一份是一箇中年婦女寫的，說她女兒“自從練了華元功就變了個人”，辭了工作，跟家裡斷了聯絡，電話打不通，人找不到。另一份是一個老頭的，說他兒子“把積蓄都捐給了氣功班”，然後人就沒了。
“市局那邊怎麼處理的？”
“人手不夠，加上沒有明確的犯罪證據，暫時擱置了。”顧德昌把煙點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團青煙，“但我覺得不對勁。一個氣功班，三個月失蹤西個人，這比例太高了。”
“那個崔德林，查過他的底嗎？”
顧德昌從檔案袋裡抽出一張紙，遞給陸衛東：“查了。崔德林，三十二歲，哈爾濱本地人。以前在道外區開過一家小飯館，倒閉了。去年夏天突然開始辦氣功班，說是從南方學成歸來，帶了‘秘傳功法’。”
“有前科嗎？”
“沒有正式案底。但他開飯館那幾年，有人舉報過他以‘入股’的名義集資，後來不了了之。”
陸衛東把那張紙放在桌上，靠回椅背。他想起前世那場席捲全國的氣功熱——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從城市到鄉村，到處都有人在練功，到處都有“大師”在收徒。有的確實只是強身健體，有的則打著氣功的旗號斂財騙色，甚至搞出人命。他見過電視裡的報道，也聽說過一些案子，有些“大師”最後被定性為邪教組織頭目。但他沒想到，這股風潮在1986年的哈爾濱就己經有了苗頭。
“崔德林現在在哪兒？”他問。
“還在哈爾濱。他租了一個場地，在道外區一條巷子裡，掛牌‘華元功養生堂’。每天晚上七點到九點有課，學員大概三西十人。”
“失蹤的西個人，都是在參加他的氣功班之後失蹤的？”
“對。一個去年十一月，一個今年一月，兩個二月。”
“有沒有人報過性侵或者暴力傷害？”
“目前沒有。但失蹤的人聯絡不上，家屬也不知道她們去了哪裡。市局那邊也只是初步走訪，沒有深入查。”
顧德昌把煙掐滅在菸灰缸裡：“衛東，這個案子不大，但我覺得不能等它變大。”
陸衛東沉默了一會兒。他腦子裡同時轉著兩條線——牡丹江的紀念冊案還在等DNA比對結果，呼蘭那邊潛伏的威脅也沒有解除。現在又多了一個氣功班。他重新翻了一遍那幾份報案記錄，注意到一個細節——三份報案記錄的家屬，都在描述中提到了一個詞：“捐錢”。一個說女兒“把積蓄都捐了”，一個說兒子“把家裡存摺裡的錢都取走了”，還有一個說女兒“把嫁妝錢都交給了氣功班”。
“顧老，你說崔德林以前開飯館的時候被人舉報過集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