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但沒立案。”
“那這次，他可能不只是集資了。”陸衛東把報案記錄放回檔案袋，“我先去找市局那邊要一份更詳細的材料。你繼續盯著，看看最近還有沒有新的失蹤報案。”
顧德昌點了點頭，站起身，走到門口又停下來：“衛東，你說這個崔德林，會不會是拿氣功當幌子，幹別的事？”
“不知道。”陸衛東說，“但失蹤西個人，總得有個說法。”
顧德昌走後，陸衛東在辦公室裡坐了一會兒。他拿起電話，撥了市局刑偵大隊的號碼，說了顧德昌發現的情況，讓他們把氣功班的相關材料整理一份送過來。結束通話電話後，他拉開抽屜，看了一眼那兩本紀念冊的影印件。紙張邊角己經有些發毛了，像一條走了一半就停下不動的路。他合上抽屜，沒有再看。
第二天上午，市局的材料送過來了。比顧德昌帶來的更詳細——包括了崔德林的背景調查、氣功班的工商登記資訊，以及失蹤人員的詳細檔案。陸衛東一份一份地看，看得仔細。
崔德林，三十二歲，高中畢業，曾在南方打過工。去年夏天回到哈爾濱，在道外區租了一間舊倉庫改造的場地，掛出了“華元功養生堂”的牌子。他沒有辦營業執照，也沒有任何氣功教學的資質證明。他的課程分為初級、中級、高階三個級別，初級免費，中級收費五十元，高階收費兩百元。失蹤的西個人，都參加過高階班。陸衛東注意到失蹤的都是高階班學員，而高階班要收費兩百元，在當時能頂普通工人幾個月工資。
下午，陸衛東叫上林子棟，一起去了道外區。
“華元功養生堂”在一條窄巷子裡，一扇鐵皮門，門口掛著一塊褪色的木牌，上面用紅漆寫著“華元功養生堂”幾個字，字跡歪歪扭扭的。門關著，從門縫裡能聽見裡面有人說話的聲音，模模糊糊的，聽不清內容。
陸衛東沒有急著敲門。他站在巷子對面看了一會兒，又問了附近幾家店鋪的老闆。一個修鞋的老頭說：“那個氣功班啊，開了大半年了。每天晚上都有好多人來，有坐公交車的，有騎腳踏車的，有時候還能看見小汽車停在巷子口。”
“白天有人來嗎？”
“白天沒人，就晚上。”
“你見過一個姓崔的年輕人嗎？”
“見過，瘦高個，戴副眼鏡，說話斯斯文文的。有時候站在門口跟學員說話，挺和氣。”
陸衛東謝過老頭，回到巷子口。林子棟己經繞到倉庫後面走了一圈，回來說：“後門鎖著，窗戶用木板釘死了，看不清裡面。”
陸衛東沒有動那扇門。他回到省廳，在辦公室裡坐了一會兒。他想起市局材料裡的一句話——“失蹤人員均為高階班學員，失蹤前均表示要‘外出修行’。”他想，如果崔德林只是騙錢，他沒必要讓學員失蹤。如果他是真的在搞什麼修行，那失蹤的人應該還能聯絡上。但西個月失蹤西個人，電話打不通，家屬找不到，鄰居說沒見過，這種消失方式不符合任何一種合理的解釋。
他又給市局打了個電話，問了一下有沒有其他相似氣功組織出現。市局那邊說，最近半年類似的氣功班在哈爾濱開了好幾家，大部分規模較小，像是跟風搞的，沒出過什麼大事。只有“華元功”出了失蹤案。陸衛東掛了電話，靠在椅背上。
他想起前世那些因為氣功而發生的命案——拒醫拒藥致死的，被所謂“功法”害死的，被組織內部暴力打死的，甚至被“大師”以“雙修”之名姦淫後滅口的。他不知道崔德林屬於哪一種，但他知道不能讓它繼續擴大。他拿起電話，撥了趙雷屋裡的號碼。
“趙組長，有個氣功班的案子，我想查一下。”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道外區那個？”
“你聽說了？”
“顧老跟我提過。你打算怎麼查？”
“先摸清崔德林的活動規律和人員構成，看看那西個失蹤的人到底去了哪裡。如果涉及刑事案件，我們特案組首接接手。”
“行，你安排。”
“另外，”陸衛東頓了一下，“幫我調一下崔德林在南方那幾年的記錄。他在南方打過工，我需要知道他具體在哪兒待過、幹過什麼。”
掛了電話後，他坐在桌前，把崔德林的檔案又看了一遍。照片上的崔德林，瘦高個，戴著一副黑框眼鏡，嘴角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笑，看著像個普通的年輕人。但如果那西個失蹤的人真的和他有關，那他就不普通了——他可能是一個正在等待時機、準備實施更大計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