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四方之患，不過癬疥之疾；朝廷一心，方為定鼎之本。內政不修，縱無外患亦危；廟堂若固，雖有宵小何懼？
大明之患，從來不在四夷之擾，而在中樞之隙、朝局之渙。
川、貴、滇三省之中，若論局勢之複雜、改土歸流最難啃之硬骨，莫過於雲南。
四川不過一永寧，貴州唯有一水西，而云南則不然。
自洪武年間沐英受封西平侯、開鎮雲南，子孫世襲黔國公，沐氏鎮守滇地已逾二百載。兩百年來，沐氏與地方土司盤根錯節，彼此相制，彼此相安，遂成慣例。
朝廷遠在京師，對滇地山川險阻、部族林立鞭長莫及，凡事多仰仗沐氏居中調和。土司世襲、割據自守，已成常態；政令難下、法度難行，積重難返。
更有糧餉之困。
雲南孤懸西南邊陲，萬山阻隔，道路險遠。
內地糧餉轉運入滇，路途艱險，損耗驚人——往往運十石，至者不過一二石，人畜倒斃於途者不計其數。
朝廷在雲南養兵、用兵，耗費數倍於內地。一旦有變，進兵則糧餉難繼，退兵則亂勢復燃，動輒拖垮國庫。
若非如此，也不至於常年只能維持三萬餘兵馬，其餘大多時候，只能靠土司自治，羈縻而已。
而滇地土司，數以百計。
大者擁兵過萬，私設牢獄，自徵賦稅，儼然一方諸候；小者佔山為王，仇殺不休，百姓只知有土司，不知有朝廷。
是以改土歸流一事，在雲南稍有不慎，便會烽煙四起、遍地叛亂，數十年經營或盡付東流。
當然，在朱由校重建大都督府、重整全國兵權、編練新軍之前，這不僅是雲南的困境，更是整個大明的共識。
自從天啟二年，朱由校重建大都督府，收天下兵權於此，另立南軍都督府，駐地昆明。
雲南新編五個師、八萬精銳，另有一軍禁衛軍坐鎮，更不必說囤積於騰衝的兩萬系統精銳。
整個雲南，已經被朱由校打造成大明進軍中南半島、經略印度的前沿後勤基地。
至於糧餉軍械，騰衝基地每年產出的糧食、肉食，養活百萬人亦不在話下；
還有系統兵工廠、新造的火帽槍工坊、迫擊炮工坊與火藥廠，若是不惜金錢，每年產出的軍械，裝備十萬精銳綽綽有餘。
若無這般底氣，朱由校也不敢以雷霆之勢推行改土歸流。
用他的話來講：“朕養此百萬虎賁，非為觀瞻。若有不服，便打到他服！”
昆明，南軍都督府。
自從此處設立，整個雲南的權力核心，便從黔國公府徹底轉移至此。
當然，能夠讓黔國公如此輕易地交出手中權柄，靠的自然不只是朱由校的一道聖旨，而是王忠義的霸道，以及當初帶進雲南的數萬禁衛軍精銳。
這幾年，雲南雖無大亂子，可對那些不聽朝廷號令的土司和將領，王忠義從無手軟，動輒破寨滅族，誅連九族，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
一番鐵血整治，如今的雲南，倒也安生了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