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查爾斯坐在書桌前，面前攤開一疊空白的稿紙。他拿起筆，筆尖在紙面上方停了一會兒，然後開始寫。
他寫得很慢。每一句話都要經過反覆的推敲，每一個術語都要經過確認，確保它在這個時代的學術語境中是成立的。
查爾斯沒有按照莫里亞蒂的想法，寫那封“舉報信”。
他寫的是“學院治理結構中撥款術語模糊性的若干案例研究”——這聽起來很安全，聽起來像是在從事一項無涉立場的純學術觀察工作。
但他把那些案例排列成了一種特定的順序：
先是一筆正常申請被駁回，駁回理由被擦除；
然後是一筆同等的經費以“學術交流”的名義流向一個不在學院名錄中的賬戶；
然後是弗萊明爵士在與相關人員的書面和當面交涉後，開始規律性地出現在圖書館二層，固定座位旁邊是一個始終未被佔用的位置。
他沒有提到那封信，也沒有提到“心臟衰竭”——但他寫的每一個段落都在讓讀者走向同一個結論：在弗萊明爵士去世之前，他正在接近某個他不應該接近的真相。
寫完最後一段時，窗外的天色己經從灰白變成了一種深沉的暮藍。
他放下筆，指尖上沾著一層薄薄的墨漬。
他沒有立刻讀第二遍。他只是靠進椅背，閉上眼睛，讓自己的呼吸緩慢地沉下去。
他知道自己剛剛寫完的東西是一個陷阱。
讀它的人會自然地走向那個結論，然後他們不得不問自己：誰有動機阻止弗萊明爵士繼續往前走？誰有權力擦除一份經費申請的駁回理由？誰能夠確保一封信在寄出之前被截停？
這些問題會落到普萊斯身上，但也會繼續向上延伸——因為一個管事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完成所有這些事，他上面還有人的手。
查爾斯把自己的筆名簽在了文章末尾，然後把它摺好，放進了檔案袋。
他本可以首接去交給莫里亞蒂。但他先去了亞瑟的宿舍。
亞瑟開門時依然帶著那種這幾日常伴的倦意，但看到查爾斯手中的檔案袋時，他安靜地讓開了門口。
“你寫了什麼？”
“一篇短文。”查爾斯說，然後他把那個詞又修正了一下，“一篇研究。”
亞瑟接過檔案袋，抽出裡面的紙頁，讀得很慢。
讀完最後一個字時，他頓了頓，像是正在消化某種他需要時間才能完全吸收的東西。
然後他把紙頁摺好，仔細地放回檔案袋，然後抬起頭來看向查爾斯：“你真的打算把這個交出去？你知道一旦它被讀到，那些人就會知道是你寫的。”
“我知道。”
“那為什麼還要交？”
查爾斯本來想說“因為如果我不寫，這件事就會消失”，但他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完整的答案。
真正的原因更接近某種他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東西——他只是確實想知道那扇門後面有什麼。
“我想看看，”他說，“當一個蛋糕被從側面切開時，裡面會流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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