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氛圍據說是‘思想前衛，但舉止尚算得體’。”福爾摩斯簡潔地彙報，“沒有發現明顯的負面傳聞或危險關聯。你可以將其視為一個較為安全有益的文學社交場合。”
查爾斯徹底安心了。
華生醫生則開始像個真正的監護人一樣，叮囑他當晚要穿暖和些，帶上備用的手帕和止咳糖劑，並且嚴格限定了最晚回家時間。
周西傍晚，查爾斯換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西裝——依舊是略顯陳舊的款式，但熨燙得筆挺，努力維持著體面。
華生醫生也穿戴整齊，充當了護衛與同伴的雙重角色。
“一個理想的起點。”福爾摩斯看了看錶，和他們一起出了門，“享受夜晚，先生們。或許能帶些有趣的故事回來。”
“一定。”
馬車載著他們穿過華燈初上的倫敦街道，駛向布魯姆斯伯裡區。
戈登廣場23號是一棟喬治亞風格聯排住宅，外觀典雅而不張揚。應門的是一位舉止得體的男管家，查驗請柬後，恭敬地將他們引入宅內。
沙龍設在一間寬敞的客廳，牆壁是沉穩的深綠色，裝飾著古典油畫和來自異國的工藝品。空氣溫暖，混合著咖啡、茶、雪茄、香水以及舊書皮的味道。
大約有十五到二十位客人，男女皆有，衣著談吐皆顯身份。
他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低聲交談，時而爆發出禮貌的笑聲或激烈的辯論聲。
查爾斯的入場並未引起太大騷動，畢竟“C. C. 凱普萊特”只是個剛出現一次的名字。
作為資深老倫敦兼文藝青年的華生在此刻大發神威，低聲為他指點著人群中依稀可辨的幾位出名人物。
梅里維爾夫人親自迎接了他們。她是位西十歲左右的女性，容貌端莊，熱情地稱讚《被盜的桿菌》令人印象深刻，並親自將他引介給幾位在場的客人。
沙龍的討論天馬行空，從最新的法國象徵主義詩歌，到達爾文主義與社會倫理的衝突，再到城市貧困問題，甚至有人提起了當時尚屬前衛的心理分析概念。
查爾斯大多數時間扮演著一個傾聽者的角色——畢竟這個沙龍里他聽說過的人真的不多，或者說根本沒有，更別提看過他們的作品了。
原主之前常駐牛津郡，更不認識這些倫敦的文藝界人士。
查爾斯謹慎地觀望著，偶爾在詢問到他時，就自己小說的科學背景或創作意圖發表一些簡短看法。他謙遜的表現，以及清晰的思路，還有那掩蓋在病容下的年輕，反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好感。
不過很顯然並非所有人都懷有善意。
一位穿著時髦的中年紳士——查爾斯和華生都沒聽說過這人，後來透過訊息靈通的福爾摩斯，他們才得知是某家激進小報的專欄作家——將話題引向了“進步”與“人性”。
他大肆抨擊傳統道德的虛偽，鼓吹純粹的科學理性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弱者就該被淘汰，任何阻礙“進步”的情感與倫理都是迂腐的。
他的言論引起了一些人的皺眉，但也有人點頭附和。沙龍的氣氛變得有些緊繃。
忽然，這位中年紳士將目光轉向了安靜坐在一旁的查爾斯，語氣帶著一絲挑釁：
“凱普萊特先生，您的故事是如此精彩，以至於我們都有所耳聞——在您看來，如今的‘科學進步’，是否配得上您這樣的遠見卓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