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暫的商業前景帶來的樂觀和那份蒼白，在此刻具體而微的生理痛苦面前，顯得如此可笑。
哈德森太太聽到動靜上樓，被他的臉色嚇得連聲驚呼，連忙端來溫水和華生留下的藥。
查爾斯就著水勉強嚥下藥水，在房東太太焦慮的絮叨中，疲憊地閉上了眼。
就在這樣的狀態下，當天下午，華生醫生板著臉為他做了檢查，加重了藥量，並嚴令他絕對臥床休息至少兩天。也正是在百無聊賴、只能盯著傾斜屋頂發呆的沉寂時光裡，華生為了讓他“分分心，別總想著病”，帶來了新一期的幾份報紙和刊物。
於是，查爾斯就在這具不斷提醒他自身脆弱性的軀殼裡，在藥物帶來的昏沉與鈍痛間歇的清醒中，讀到了那些批評。
它們如同倫敦冬日的冷雨，悄然而至，迅速變得密集而刺骨。
起初只是零星的火花。《旁觀者》週刊的文學副刊上，一位署名為“公正讀者”的評論員，在綜述近期新晉作者時，用一段看似客觀實則暗藏機鋒的文字提到了“C. C. 凱普萊特”：
“……這位來自牛津的年輕人以其科學小品《被盜的桿菌》初露頭角，顯示了將科學想象與文學敘事結合的潛力。
“然而，其近期流傳於某些沙龍圈子的詩作片段，卻展露出一種近乎病態的陰鬱與對文明秩序的懷疑論調，與其科普文章的明朗風格大相徑庭，令人不禁懷疑作者的精神是否處於某種不穩定的‘亢奮’狀態。文學需要靈感，亦需健康的理性為基石……”
接著，火力開始集中。一家以保守立場著稱的小報《衛道者》刊登了專欄文章，矛頭首指那首《基督再臨》：
“……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樣的心靈，才會在女王治下帝國榮光普照的太平盛世，臆想出‘萬物崩析’、‘純真禮俗橫遭吞溺’的末日圖景？
“將獅身人面獸與基督重臨的莊嚴預言並置，不僅是瀆神，更是心智混亂的體現。這類散發著‘頹廢’與‘虛無’氣息的‘作品’，實則是道德鬆弛與信仰缺失的毒草，不應任其在年輕人中傳播……”
“其精神核心的貧瘠與危險，值得所有真正關心文學健康與社稷未來的人士警惕。年輕作者尤需引以為戒，莫要為了標新立異而誤入歧途，將才華浪費在製造精神汙染的歧路上……”
查爾斯沒有繼續閱讀。
輕輕鬆手，報紙在“沙沙”聲中飄落，像是發出了輕微的嘆息。
“激進？”無聲地咀嚼了幾下這個詞，他莫名其妙感覺到有點想笑。
《被盜的桿菌》頂多算個帶點驚悚的科學寓言，《基督再臨》是提前丟擲的文明輓歌。
那麼，剛剛在他筆下誕生，墨跡才幹的《莫羅博士的島》呢？
那才是真正的激進。
它比《被盜的桿菌》更“不科學”，更哲學，更黑暗，更首接地挑釁著“上帝造人”的信仰和維多利亞時代彬彬有禮的社會表象。
它探討創造與倫理，痛苦與進化，文明與獸性，孤獨與瘋狂。
亨利編輯會怎麼看待它？《蓓爾美街報》的讀者會如何反應？那些己經將他標記為“危險天才”或“心智不穩”的評論家，又會抓住其中哪些片段大做文章？
這些念頭飄過腦海，卻激不起任何漣漪。
它們也輕飄飄的，像窗外逐漸被陽光稀釋的薄霧。
就在這時，樓下傳來哈德森太太隱約的哼歌聲，以及瓷器輕碰的悅耳聲響。是下午茶時間了。
那聲音如此日常，如此堅實，瞬間將他從鉛字構築的評判場里拉回這間充滿藥味和舊木頭氣息的閣樓。
身體的疼痛是真實的，報上的詞句也是真實的，但此刻順著樓梯飄上來的紅茶香氣，似乎比它們都更真實一些。
他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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