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春天來得晚。
鏡州的雪化了又下，下了又化，拖到三月，地裡的泥巴還是凍著的。案子從冬天審到春天，從一審到終審，劉建國始終沒有上訴。他只在法庭上說過一句話，是對著李娟的老母親說的。
“大娘，對不起。”
聲音很小，被旁聽席上的哭聲淹沒了。李娟的老母親被人攙著，渾身抖得像篩糠，手指頭指著劉建國，嘴唇哆嗦了半天，只擠出一句：“你這個畜生！她到底哪裡對不起你！”
劉建國低著頭，沒再說話。他的頭髮在幾個月裡白了一半，額頭抵在面前的欄板上，整個人縮成小小的一團。旁聽席最後一排，一個白髮老太太摟著個孩子，那孩子八歲，瘦瘦小小的，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棉襖，手裡攥著張皺巴巴的照片。他不哭，也不鬧，只是時不時仰起頭，問一句：“外婆，媽媽什麼時候來接我？”
老太太不說話，把孩子的腦袋按進懷裡，眼淚掉在他頭髮上。孩子又問了一遍，聲音比第一遍小了些：“媽媽是不是不要我了？”
沒有人回答他。法庭裡很安靜，連法官敲法槌的聲音都顯得很輕。宣判的時候，孩子睡著了，臉埋在外婆的棉襖裡，手裡還捏著那張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摟著他的肩膀，笑得很開心，背景是一家服裝店，櫥窗裡掛著一件灰色的棉襖，領口帶毛。
宣判那天是三月十二號。死刑，立即執行。
劉建國被帶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旁聽席。他的目光越過那些憤怒的臉，越過那些哭泣的臉，落在最後一排那個熟睡的孩子身上。他張了張嘴，什麼都沒說出來，轉身走了。法警押著他走過長長的走廊，走廊盡頭有扇窗，窗外是灰濛濛的天，光禿禿的樹枝在風裡晃。他的腳步頓了一下，想看什麼，被推了一下，踉蹌著繼續往前走。
執行那天下了大雨。
雨從半夜開始下，到天亮也沒停。鏡州的街道上積了水，車開過去濺起一人高的水花。老張頭的小賣部依舊凌晨西點亮燈，他披著雨衣站在門口，往老槐樹那邊看了一眼。樹底下乾乾淨淨的，雪早化了，露出黑褐色的泥土，被雨水澆得翻漿。他看了幾秒，轉過身，拿起掃帚，開始掃門前的積水。掃了兩下，停下來，又往那邊看了一眼。他每天早上都看，看了幾個月了。每天早上都告訴自己，別看了，沒什麼好看的。但每天早上還是忍不住。
那棵樹還在，枝椏伸得老高，葉子還沒長出來，光禿禿的，像是伸向天空的手。樹下什麼都沒有了。沒有塑膠袋，沒有雪，沒有那截白慘慘的胳膊。但他每次路過，總覺得那裡還蹲著個人，縮在樹根底下，眼睛亮亮的，看著他。他不敢再靠近那棵樹。連小賣部的門都改成了朝東開，背對著村口。有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朝陽暖和。問他的人點點頭，也不再多問。
雪化了之後，村裡人在那棵樹下燒過幾次紙。不是給李娟燒的，李娟的墳在縣城的公墓裡，她媽每個月去一次，帶著她兒子，擺幾樣水果，燒幾摞紙錢。村裡人在樹下燒紙，是給“那個東西”燒的。沒人說“那個東西”是什麼，但大家都知道。
王嬸子說，夜裡從那棵樹旁邊過，能聽見嗚嗚的聲音，像是有人在哭。李大爺說，他看見樹底下有黑影，蹲在那裡，一晃就沒了。張叔說，他家的狗路過那棵樹就不肯走，衝著樹根底下叫，叫得人心裡發毛。老張頭不信這些，但他也不去那棵樹旁邊了。他每天早起掃雪，掃水，掃落葉，繞著那棵樹走。掃帚在地上劃出歪歪扭扭的印子，像一條彎彎曲曲的河，把那棵樹隔在河對岸。
村口的雪化乾淨的時候，李娟的服裝店也關了門。縣城的鋪面轉租給了一個賣五金的老闆，換了招牌，換了門頭，裡裡外外重新刷了一遍漆。新老闆不知道這裡以前是幹什麼的，也沒人告訴他。只有隔壁賣早點的夫妻偶爾還會提起——說那個女的，人挺好的，和氣，見人就笑。說她那個兒子，乖得很，放學了就在店裡寫作業，寫完作業幫他媽疊衣服。說那天晚上，誰也沒聽見動靜，第二天警察就來了。說著說著就嘆口氣，不說了。
李娟的二兒子跟著外婆回了村。他在縣城讀了半個學期，成績不好，老師說他上課發呆，叫他回答問題，站起來了半天不吭聲。外婆不識字，輔導不了功課，只好給他轉了學，到鎮上唸書。鎮上小學離家遠，每天早上要走西十分鐘，下午再走西十分鐘回來。孩子倒是不喊累，書包裡總揣著那張照片，用塑膠紙包著，邊角都捲了，媽媽的臉還是清楚的。
放學的時候，他不跟別的孩子一起走。別的孩子三五成群，打打鬧鬧，他一個人走在後面，低著頭，有時候停下來，蹲在路邊看螞蟻搬家，一看就是老半天。走到村口，他就在那塊石頭上坐一會兒，把照片掏出來看看，再裝回去，然後站起來拍拍褲子，回家。外婆問他怎麼回來這麼晚，他說路上玩了。外婆也不多問，把熱好的飯菜端上來，看著他吃。他吃得不快，一粒一粒地數，像是要把每一粒米都記住。
村裡人可憐他，有時候給他塞幾顆糖，幾塊餅乾。他接過來，說謝謝，也不吃，揣進口袋裡，帶回家放在床頭的小盒子裡。那個盒子是他媽以前放針線的，裡面現在裝著幾顆化了的糖，幾塊碎了的餅乾，還有那張照片。
村東頭劉建國的房子，被村委會拆了。
那房子本來就破，土坯牆裂了好幾道縫，屋頂的瓦片缺了一半。出了那檔子事，更沒人願意挨著它。村裡開會商量了幾回，最後決定拆了，地基填平，種上向日葵。鄉里撥了種子錢，不多，但夠買幾斤葵花籽。春天種下去，夏天就長起來了。向日葵長得快，個把月就躥得老高，花盤子金燦燦的，朝著太陽轉。風一吹，葉子嘩啦啦地響，像是在拍手。
村裡人看了都說好。說這下好了，把那塊地佔上了，省得空著讓人瞎想。說向日葵好，喜慶，看著心裡敞亮。說等收了葵花籽，還能榨油，一家分一瓶。說這些話的時候，誰也不提那房子以前住著誰。好像那裡本來就是一片向日葵地，從古到今都是。
秦川來村裡回訪的時候，正是夏天。
向日葵開得正好，一眼望過去，金晃晃的一片，刺得人睜不開眼。他站在地邊上，看了一會兒。地頭的木牌子上寫著“新農村建設示範田”，落款是鄉政府。字是紅漆寫的，被太陽曬得有點褪色。向日葵長得比人高，花盤子沉甸甸的，把稈子都壓彎了。蜜蜂在花盤上嗡嗡地爬，翅膀在陽光下一閃一閃的。
秦川想起第一次來這個村子的時候，是冬天。雪把什麼都蓋住了，房子、路、樹，全是白的。他從這條路上走過，腳下的雪咯吱咯吱響。那時候，劉建國家的院牆還在，土坯的，牆頭長著一蓬枯草。孫寡婦家的門鎖著，灶臺下面的血跡還沒幹透。老槐樹底下拉著警戒線，風吹得塑膠布嘩啦啦響。
現在什麼都變了。村子修了柏油路，安了路燈，牆刷得雪白。老槐樹被圍了起來，旁邊立了塊碑，寫著“古樹名木，保護級別三級”。孩子們在樹下追逐打鬧，一個男孩爬上了樹杈，騎在上面衝底下的小夥伴喊：“我最高！我最高！”底下的小孩不服氣，抱著樹幹往上蹭，鞋底在樹皮上滑來滑去，就是爬不上去。
秦川站在樹下，看著那些孩子。一個扎羊角辮的女孩跑過來，仰著頭問他：“叔叔，你找誰？”
“隨便看看。”他說。
女孩歪著頭看了他一眼，又跑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