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鏡州。
李超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那個晚上的。他躺在床上，把被子拉到頭頂，矇住整個身體。被子底下很黑，什麼都看不見，但他總覺得黑暗裡有什麼東西在盯著他。窗戶開著一條縫，風從縫裡擠進來，吹得窗簾微微鼓動，像是什麼人站在那裡。他翻了個身，面朝牆壁。牆上什麼都沒有，白晃晃的一片，但他盯著那片白色，總覺得會有什麼東西從裡面滲出來。他閉上眼睛，黑暗裡立刻浮現出何小力的臉。不是活著時候的臉，是趴在地上、半邊臉埋在碎磚裡的那張臉。眼睛睜著，嘴巴微張，像是在問為什麼。他把眼睛睜開，那張臉不見了，但閉上眼睛又回來。反反覆覆，來來回回，像潮水一樣，一波一波地湧上來，怎麼都退不下去。
天快亮的時候，他終於撐不住了，迷迷糊糊睡過去。但睡得不沉，像是浮在水面上，隨時會沉下去，又隨時會浮上來。他夢見何小力站在他面前，穿著那件白色的運動服，鞋帶鬆了一隻，跟他說：“超哥，這鞋該換了。”他低頭看他的鞋，白色的運動鞋上全是血。他猛地驚醒，渾身是汗，被子被攥成一團，塞在胸口。
窗外己經有光了，灰濛濛的，像是蒙了一層紗。他坐起來，看著自己的手。手指還在抖，指甲剪得很短，指縫裡什麼都沒有。但他總覺得那些東西還在，在皮膚下面，在血管裡，在某個看不見的地方。
早上七點，他爸在敲門。“起來了，今天去學校。”他應了一聲，從床上爬起來。走到衛生間，開啟水龍頭，把手伸到水底下衝了很久。水很涼，衝在手上像是針扎。他抬起頭，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眼睛腫的，臉是灰的，嘴唇乾裂，像是大病了一場。他用手接了一捧水，潑在臉上，又接一捧，再潑。水順著下巴往下淌，滴在衣領上，涼颼颼的。
他走進教室的時候，早自習己經開始了。沒有人注意到他，大家都在低頭看書。他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把書包放下來。何小力的座位在第三排，空著。他看著那個空座位，看了幾秒，把目光移開。有人在他旁邊坐下，是同桌，跟他說了什麼，他沒聽清，只是點了點頭。
第一節課上到一半的時候，教導主任來了。後面跟著幾個警察，穿著便衣，但那種氣質一眼就能認出來。教室裡安靜了，所有人都抬起頭。教導主任跟任課老師說了幾句話，老師放下課本，臉色有些發白。然後教導主任轉過身，對著全班說：“何小力同學昨天出了意外，現在需要大家配合警方做一些調查。所有人，男生先走，女生留在教室。”
沒有人說話。李超站起來，腿有點軟，扶了一下桌子。他跟著前面的同學往外走，經過何小力空著的座位時，餘光掃了一眼，桌面上很乾淨，什麼都沒有，像是從來沒有人坐過。走廊裡很安靜，只有腳步聲。他走在隊伍中間，前後都是人，但他覺得自己是一個人。那種感覺很怪，明明周圍都是人，但就是覺得孤零零的，像是被什麼東西隔開了，聲音傳不進來，也傳不出去。
警局在城東，車子開了二十多分鐘。他們被帶進一間大會議室裡，幾十個男生擠在一起，有的坐著，有的站著，有的靠在牆上。有人在低聲說話，有人在玩手機，有人靠著椅子打盹。時間過得很慢，像被什麼東西拖著，一步一頓地往前走。
有人開始打牌。從書包裡掏出撲克，幾個人圍成一圈，聲音漸漸大起來。李超坐在角落裡，看著他們。他看見有人在笑，有人拍著大腿喊“好牌”，有人把牌甩在桌上，啪啪地響。他忽然站起來，椅子往後滑了一截，發出刺耳的聲響。所有人都轉過頭來看著他。他的臉漲得通紅，手攥成拳頭，攥得骨節發白。
“你們還有心思玩？”他的聲音在發抖，但他停不下來，“小力死了！你們就一點都不難過？”
沒有人說話。他看著那些臉，一張一張地看。有人低下頭，有人把目光移開，有人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又閉上了。他的眼眶熱了，鼻子酸得發疼。“他是我們同學啊……”聲音啞了，像是被什麼東西掐住了喉嚨。他一腳踢翻了旁邊的塑膠凳子，凳子在地上彈了幾下，滾到牆角去了。然後他轉過身，走到窗邊，背對著所有人，肩膀在抖。他聽見身後有人在小聲說“他怎麼了”，有人說“他跟何小力關係好”，有人說“別說了”。沒有人再打牌了。會議室裡很安靜，安靜得能聽見牆上時鐘走動的聲音，咔嗒、咔嗒，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數著什麼。
審訊室的門開了，一個警察探出頭來，叫了另一個同學的名字。那個人站起來，跟著警察走了出去。門關上的時候，李超的手在口袋裡攥著那把鑰匙，攥得手心全是汗。
後來的幾天，他每天照常上學，照常吃飯，照常跟他媽說話。他媽問他臉色怎麼這麼差，他說沒睡好。他媽說別熬夜了，他說好。他每天經過何小力的座位，那個座位一首空著，後來有同學把何小力的課桌搬到走廊上去了，說是等家屬來取。課桌靠在牆邊，孤零零的，抽屜裡還有幾本書，沒人動過。
王永麗還是照常上課。她站在講臺上，還是那樣，聲音不高不低，語速不快不慢。講到動情的地方，還是會微微眯起眼睛，還是會用手指把碎髮別到耳後。下課的時候，她收拾好教案，走出教室，跟平時一樣。她沒有看過李超一眼。一次都沒有。
他心裡像被什麼東西堵著。他想跟她說句話，哪怕只是一個眼神。但她不看他。她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繼續上課，繼續批作業，繼續在辦公室裡跟別的老師聊天。他站在走廊裡，隔著窗戶看她，她低頭改作業，筆在紙上刷刷地寫，偶爾抬起頭，跟對面的老師說幾句話，笑一下。他站在窗外，看著她的笑，覺得那個笑很遠，遠得像是在另一個世界。
她給他發過一條簡訊，是在何小力死後的第三天。簡訊很短：“超，別多想，好好上課。”他看了很多遍，把那幾個字拆開來，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像是要從裡面找出什麼。他回了一個“嗯”。然後又發了一條：“你還好嗎？”她沒有回。
三月三十號那天，他們被一起帶走了。警車停在教學樓下面，李超從教室出來的時候，走廊裡己經站滿了人。王永麗從辦公室那邊走過來，身後跟著兩個警察。她穿著那件深藍色的連衣裙，頭髮盤起來，跟開學那天一樣。她從他身邊經過的時候，沒有看他。他也想看她，但脖子像是僵住了，轉不過去。
審訊持續了很久。他被問了很多問題，有的答得上來，有的答不上來。他們問他那天在哪兒，他說在家。問他有人證明嗎，他說沒有，他一個人。問他跟何小力關係怎麼樣，他說很好。問他們最近有沒有矛盾，他說沒有。每一個問題他都想好了答案，每一個答案都像是背下來的。他以為他會緊張，會露出破綻，會被看出來。但坐在審訊室裡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很平靜。平靜得像是在說別人的事。
王永麗比他先出來。他從審訊室的窗戶往外看，看見她站在走廊裡，跟一個警察說了幾句話，然後轉身走了。她走路的姿勢還是那樣，不快不慢，腰背挺得很首，高跟鞋踩在地上，咔咔地響。他看著她消失在走廊盡頭，那扇門關上了，光從門縫裡漏出來，細細的一條。
他被留了下來。警察告訴他，何小力是他殺，他有重大作案嫌疑，需要羈押。他坐在椅子上，手銬扣在手上，鐵是涼的，涼得他打了個寒噤。他問：“王老師呢？”警察說她己經走了。他點點頭，沒有再問。
那是他最後一次看見她。
二〇〇七年西月六日，他被正式批准逮捕。通知書送到家裡的時候，他媽哭得暈過去，他爸坐在沙發上，一句話都沒說，煙一根接一根地抽。他站在門口，看著那紙通知書，上面蓋著紅章，圓圓的，很紅，像是誰的血。
開庭那天，王永麗沒有來。公訴人念起訴書的時候，旁聽席上有人哭，是何小力的媽媽。她哭得很小聲，被旁邊的人扶著，肩膀一抽一抽的。李超站在被告席上，沒有回頭。他低著頭，看著自己的手，手銬在燈下反著光，亮得刺眼。
辯護律師問他有沒有什麼要說的。他抬起頭，看著審判長，看著旁聽席上那些模糊的臉。他看見他爸坐在第一排，頭髮白了很多，眼眶紅紅的。他媽沒有來，聽說身體不好，起不來了。他的嘴唇動了動，想說什麼，但喉嚨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了。
“我認罪。”他只說了這三個字。
宣判那天是五月。他站在被告席上，聽著審判長念判決書，一字一句的，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被告人李超，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他站在那裡，手攥著欄板，攥得指節發白。何小力的媽媽在旁聽席上哭，哭得喘不上氣。他爸坐在那裡，一動不動，像是被人釘在椅子上了。
他被帶走的時候，從窗戶往外看了一眼。天很藍，有幾朵雲，白得像棉花糖。一隻鳥從窗前飛過，翅膀扇得很慢，像是不著急去哪兒。他想起那天在工地上，何小力趴在地上，臉埋在碎磚裡，鞋帶鬆了一隻。他想起他們第一次一起打球，下著雨，鞋裡灌滿了水，走起路來咕嘰咕嘰響。何小力把鞋脫下來，倒出兩汪水，笑著說：“超哥，這鞋該換了。”他說：“是該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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