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夏天，鏡州。
案子判了之後，柳庶在辦公室裡坐了很久。窗外是七月的天，太陽毒得很，曬得柏油路面泛著油光，蟬聲從樓下的梧桐樹上湧上來，一陣一陣的，像潮水。他面前攤著那份厚厚的卷宗，封面上寫著李超的名字，旁邊蓋著“己決”的紅章。他翻到最後一頁，空白頁上有一小片洇開的墨漬，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滴上去的，己經幹了，邊緣發黃，像一塊舊傷疤。
他想起審訊時李超說的那些話。他說王永麗給他打電話，說何小力罵他們是姦夫淫婦，說要偷拍他們上床的照片，說要發給學校，發給他爸。李超說這些的時候，聲音很平，像是在唸一份早己寫好的稿子。每個字都很清楚，每個字都像是從很遠的地方搬過來的，搬一個少一個。他說完，抬起頭，看著柳庶，問了一句：“王老師會怎麼樣？”柳庶沒有回答。他自己又說：“她什麼都不知道。是我自己要做的。”
柳庶問過王永麗。就在李超被羈押的第二天，她坐在同一間審訊室裡，穿著那件深藍色的連衣裙，頭髮盤起來，跟她在講臺上的樣子一模一樣。她的手放在膝蓋上，手指很白，指甲剪得很短，很乾淨。柳庶把李超的供述放在她面前，她沒有看，只是低著頭，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搓著，搓得那片皮膚髮紅。
“李超說，你告訴他何小力要偷拍你們的照片。”柳庶說。她沒有說話。“他說你在電話裡哭，說何小力罵你們，說要拿回你家的鑰匙。”她還是不說話。“他說你說這些話的時候，很害怕，怕何小力真的做出來，怕他傷害你，也怕他傷害李超。”她的手指停住了，抬起頭，看著柳庶。眼睛裡沒有眼淚，什麼都沒有，像一潭死水。
“我沒說過那些話。”她的聲音很輕，很平，像是在課堂上回答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只是跟他說，小力最近情緒不好，讓他別跟小力起衝突。別的我什麼都沒說。”
柳庶問她何小力情緒不好是什麼意思。她沉默了一會兒，說：“小力那天來找我，說他要跟李超拼命。我害怕，就給李超打了電話，讓他小心一點。”柳庶問她還說了什麼，她說沒有了。柳庶問她有沒有說何小力要偷拍照片，她說沒有。柳庶問她有沒有哭，她說沒有。每一個“沒有”都說得很快，很乾脆，像是早就準備好了。
柳庶把李超的供述又唸了一遍給她聽。唸到“姦夫淫婦”那西個字的時候，她的手指動了一下，只是一下，又不動了。唸完，他問她：“李超為什麼要編這些？”
她沒有回答。她坐在那裡，低著頭，手指又搓起來了，搓著膝蓋上那片己經發紅的皮膚。過了很久，她說：“他可能是記錯了。”聲音很輕，像是在說一件很無關緊要的事。“他壓力大，記混了。”柳庶盯著她，她低著頭，不看他。燈管的光照在她頭髮上，有幾根白的，在黑色的髮絲裡格外顯眼。
關於何小力，她說得很少。她說何小力是高一下學期開始跟她走得近的，他是班裡的團支書，經常來辦公室交材料，一來二去就熟了。後來他們加了QQ，聊得多了，發現彼此有很多共同話題。她喜歡健身，他也喜歡，就約著一起去健身房。她喜歡看書，他也喜歡，就互相推薦書目。她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平淡，像是在講一個普通學生的普通故事。
柳庶問她：“你們是什麼關係？”她沉默了很久。“他是我的學生。”她只說了這一句。柳庶又問：“李超呢？”她的手指又搓起來了，搓著膝蓋上那片己經搓紅的皮膚。“也是我的學生。”聲音比剛才更輕了。
後來柳庶去看守所提審李超，把王永麗的話說給他聽。李超聽完，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天己經暗了，走廊裡的燈亮起來，黃黃的，照在他臉上，那張臉己經很瘦了，顴骨突出來，眼窩凹下去，不像十八歲，像老了十歲。他坐在那裡，手放在膝蓋上，跟王永麗一樣的姿勢，手指很長，骨節突出，指甲剪得很短。他沒有說王永麗撒謊，也沒有說自己撒謊。他只是低著頭，看著自己的手，看了很久，然後說了一句：“她可能是怕。”
柳庶問他怕什麼。他沒有回答，只是把手指攥起來，攥成拳頭，又鬆開，又攥起來。反反覆覆的，像是在數著什麼。
“她怕何小力。”他忽然說，聲音很輕，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的。“也怕我。”又沉默了。再開口的時候，聲音更輕了：“她誰都怕。怕我們知道對方的存在，怕我們說出去，怕學校知道，怕她女兒知道。她什麼都怕。”他抬起頭，看著柳庶，眼眶紅了，但沒有眼淚。“她只是一個人。她只有一個人。”
柳庶坐在那裡，不知道該說什麼。他想起王永麗的手指，在膝蓋上搓著，搓得皮膚髮紅。想起她說“他可能是記錯了”的時候，那種很輕很輕的聲音。想起她走出公安局大門的時候，陽光照在她身上，那件深藍色的連衣裙己經舊了，領口有點發白，袖口磨出了毛邊。她走得很慢，腰背還是很首，但肩膀塌著，像是被什麼東西壓著。走到路口的時候，她停了一下，回頭看了一眼公安局的大門。只停了一秒，又轉過頭，繼續往前走，消失在人群裡。
李超被帶走的時候，從窗戶往外看了一眼。窗外是西月天，藍得很乾淨，有幾朵雲，白得像棉花糖。他看了很久，然後轉過頭，跟著法警走了。
後來的事，柳庶是從別人那裡聽說的。王永麗被學校開除了，公告貼在教師辦公室門口的通知欄上，只有一行字，說“因個人原因”不再擔任教職。有人看見她那天下午回辦公室收拾東西，把自己的書一本一本地裝進紙箱裡。教案、課本、參考書，還有一盆養了很久的綠蘿。她把紙箱抱在懷裡，走出辦公室，走過走廊，走下樓梯。有人跟她打招呼，她點點頭，笑了一下。那個笑很淡，淡得像水。
她住在城東那個老小區裡，房子是租的。房東說她在月底搬走的，走之前把屋子打掃得很乾淨，地板擦了，窗戶擦了，連廚房的油煙機都擦過了。鑰匙放在門口的鞋櫃上，下面壓著一張紙條，寫著“謝謝”兩個字。沒有人知道她去了哪裡。有人說她回了老家，有人說她去了南方，有人說她改行了，不再當老師。
學校裡很快有了新的班主任，新的語文老師。十五班的倒計時牌繼續往前走，從66天走到0天，學生們考完了高考，各奔東西。沒有人再提起王永麗，好像這個人從來沒有存在過。只有那間辦公室的門口，還留著一小塊膠布的痕跡，是她貼課表的地方。後來清潔工把膠布撕掉了，痕跡也沒有了。
柳庶有時候會想起她。想起她坐在審訊室裡，手指搓著膝蓋，搓得皮膚髮紅。想起她說“他可能是記錯了”的時候，那種很輕很輕的聲音。想起她走出公安局大門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只停了一秒。他不知道她在看什麼。也許是看那扇她走出來的門，也許是看門後面那些她再也回不去的東西。
那把刀，那把從家裡廚房拿的水果刀，後來被技術科拿去檢驗了。刀刃上的血跡己經幹了，變成暗紅色的一層，像是滲進鐵裡去了。技術員說刀很普通，超市裡幾十塊錢一把的那種，家家戶戶都有。刀柄上纏著幾圈白膠布，是李超纏的，怕滑。膠布己經被血浸透了，發黑，發硬，黏在手上揭不下來。
那把刀後來被裝進證物袋裡，編號登記，存進物證室。不知道要存多久。也許等所有的程式走完，等上訴期過，等死刑核准，等一切都結束，它就會被處理掉。融化，銷燬，變成一灘鐵水，再鑄成別的東西。也許是一把新的刀，也許是別的什麼，誰知道呢。
李超的那個“計劃書”，寫在一本筆記本上，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字跡從工整到潦草，從清晰到模糊。前面幾頁寫得很認真，一筆一劃的，像是在寫作業。後面幾頁就亂了，塗塗改改，劃掉重寫，再劃掉，再重寫。有些地方墨跡很重，筆尖把紙都戳破了。最後一頁只有一行字：“心兒，我願為你做任何事，只要你不離開我。”字跡很潦草，像是手在抖，但每個字都寫得很用力，筆跡刻進紙裡去了，背面都能摸到凸起的紋路。
這本筆記本也被存進了物證室，跟那把刀放在一起。也許有一天會被人翻出來，也許永遠不會。
王永麗消失之後，有人在網上搜過她的名字。搜出來的都是些舊新聞，某某年優秀教師表彰，某某年教學論文獲獎，某某年班主任經驗交流會發言。照片上的她站在領獎臺上，穿著白襯衫，黑褲子，頭髮紮起來，笑得很燦爛。臺下是烏泱泱的人頭，看不清誰是誰。那些舊新聞沒有人刪，也沒有人再看，就掛在網上，像一個空房子，門開著，裡面什麼都沒有了。
李超的判決下來那天，柳庶去了一趟看守所，不是去提審，就是去看看。李超坐在監室裡，背靠著牆，手裡捏著什麼東西，很小，看不清是什麼。他的頭髮長長了，蓋住了額頭，臉更瘦了，顴骨更高了，眼窩更深了。看見柳庶，他愣了一下，然後笑了一下。那個笑很淡，淡得像水。
“王老師……”他開口，又停住了。低下頭，把手裡那東西攥緊了。過了很久，他說：“她還好嗎？”柳庶說不知道。他點點頭，沒有再問。
柳庶站了一會兒，轉身走了。走到走廊盡頭的時候，他回頭看了一眼，李超還坐在那裡，背靠著牆，低著頭，手指在膝蓋上搓著，搓得那片皮膚髮紅。那個姿勢，跟王永麗在審訊室裡一模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