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早上錢胖子來了。
我坐在倉庫門口，面前碼著四百條返工完的褲子。
他抽了一條翻來覆去看了半天，沒挑出毛病，從口袋裡掏出一沓錢遞過來。
紅梅接過錢數了一遍，二百八十塊。
她蹲在我旁邊，把一塊兩塊的票子一張一張攤開。
“秀蘭，你這人幹活太實在了，半寸的活兒四百條，說返就返。”
我低頭看著自己手指頭上的針眼，擠了擠冒出一顆血珠。
“咱接了人家的活，就得給人幹好。”
“四百條褲子，人家工人等著穿呢，咱把活幹好了，下回他還來找咱。”
紅梅看了我半天，把錢分了三份。一人九十三塊三。
那天晚上我們三個蹲在倉庫門口。
紅梅說咱得買個熨斗，小芳說先買布，下個月多接點活。
我靠著門框坐在門檻上，春天的風吹過來，倉庫頂上的破瓦縫裡漏下來幾道陽光。
“中，”我說，“慢慢來，都會有的。”
後來那個夏天我們又接了兩個小單子，一人掙了四十多塊。
錢不多，但夠生活。
紅梅把賬記在一個小本子上，每天晚上關燈之前劃一道槓。
陳文彬那邊，鋪子撐了不到半年。
案板上一層灰，剪刀鏽了，布卷落了灰。
他關了鋪子，在街口支了個修鞋攤，小馬紮上一坐一天，拿錐子扎鞋底，穿線，打結。
有一天他修完一隻解放鞋翻了翻，忽然愣在那裡。
鞋幫內側那排針腳走得整整齊齊，間距勻稱，力道紮實。
他摸了摸那些針腳——那是我縫的。
我替他鎖過無數顆釦眼，補過無數件衣裳。
那雙手，從來不欠他啥。
他在小馬紮上坐了很久，把那隻鞋放下，沒再拿起錐子。
而我在省城一個又一個深夜的縫紉機聲裡，早就把心思全放在了手頭的活計上。
日子往前走了，我不會 回頭看。
